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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拾骨》看台湾乡土文学的现代性 鹤的短篇小说《挖骨》（1993年）采用了一种古老的流行葬礼习俗，即挖骨。 小说里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因连年精神病而不事工作, “只能在床铺与后庭的刺竹丛间来回蠕动”的废人/苍白的知识者 (承传自《微细的一线香》) 。忽有一日亡故多年的娘来托梦, 且一托再托, 紧追不舍。扶乩请灵, 方知是河水侵袭娘的墓穴, 地底寒荒, 难以栖身。于是“我”发动家人为娘拾骨迁葬, 开始了奔走的小说旅程。 一、 既浪子又浪子 台湾社会的民间信仰与仪式至今不衰, 本源于移民的垦拓历史:除了维系根源, 艰难的拓荒加增对神灵的敬畏祈盼, 并构成乡土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近代以来, 日本殖民对台湾的民间信仰, 有过多次有目的的“整理”和压制, 但相对于士人与精英, 庶民的信仰是民族文化中最难为异族统治改变的部分;战后台湾也不像大陆, 经历从经济、政治关系到传统习俗的全面革命与改造, 民间信仰多作为文化落后的成分、作为“迷信”大规模退出日常生活。商业经济高度成熟, 乡村文明溃散并被消费文化重塑“小农情调”的当下台湾, “庶民信仰”往返城乡, 参与构成新形态的庶民文化, 依然有着强大活力。 在《拾骨》叙述的特定空间, 台南府城, 叙述者大街小巷游走时, 天后宫、武庙、开元寺、法华寺、竹溪寺纷至沓来。作为承载庶民信仰与伦理教化的空间, 这些庙宇在府城生活中的角色, 可能超乎寻常古城中的“古迹”。 法华寺是曾经患有“妄想性精神病”的“我”喜欢去的地方, “有阵子, 为了平息被追捉的妄想, 常到这昔日的梦蝶园看无事乌龟, 坐到塔前木条椅呆望斜阳挂在厝堂燕尾。”明末逸士的“梦蝶”、寺庙的乌龟、不动明王, 与现代文人的“妄想性精神病”的呼应不是闲笔, 现代的无用之为用, 蕴藏在这个“呆望”的动作中。又, “我”为娘选择纳骨塔而将各大寺庙一一比较时, 写到竹溪寺的虽好但贵, “我”考虑选择便宜些的开元寺, 沾沾自喜地想到开元寺的前身北园别馆正是郑经为孝敬母亲而修建的;这个建议却遭到在台北做生意的大哥的申斥, 因为祖父母就“居”在开元寺的纳骨塔, 而娘和祖父“生前吵成那样, 死后还要坐对面相看?”“前世的恩怨”亦作为“信”的一种, 为子孙慎重对待, 此间张力不无喜剧意味。又如, “过天后宫”、“出武庙口”, 就是“麦当劳或者肯塔基”, 这一比邻场景对现代人习焉不察, 亦是一种精神状况的象征。 如此, “古迹”的来历及与之相关的教化、伦理、集体记忆, 与现世发生纠葛。另有一种更直接、野性、活跃于庶民生活, 散落私人空间的小庙神坛, 其坛主是为人沟通生死的灵媒。小说里的六舅就是这样一个神汉, 他“半辈子霸在花园町耍流氓, 老来收脚蹲在厝内做坛主”。六舅供的是太子爷 (哪咤三太子) , “我”怀疑“那爷天生不是父母生的, 不然他年纪小小怎么懂得啥么嗲剥肉还母析骨还父”, 却还是在母亲托梦之后来请问这个可能无父无母的小爷。六舅通灵, 看见“我”娘“满头满面是土水”来相会, 必定是墓穴为水侵蚀, 于是有了拾骨迁葬之议。这是“开启”故事的关键。六舅这个“流氓”神汉和他的神坛, 虽非主角, 却寄予了庶民信仰与庶民气质之间的对应关系。六舅流氓气质的成分是杂糅的:他年轻时游手好闲、寻衅滋事, 却又“风流标致”, 是为“浪子”;浪子卤莽, 心智有“浑”, 但本能地折服善与美:“六舅见过少女时代的娘, 后来浪子带过多位浪女来家说是要跟姐姐比美”;浪子老来肥壮, 语言粗鄙, 自有底层生活的浪漫:“浪子六舅还保持年轻时的习性, 右手是用来做粗活的, 左手是保养来玩软的。他向河床边养猪人家要了饲料袋子;小太子玩剩的鹅卵石, 他可以自己加工成星宿老爷托梦落下的陨石”;浪子有情有义, 娘病时他“一度率府城三姓元帅搭火车远来探看嫁出去的女儿”;在母亲的墓园, 他向麻袋中的娘 (骨骸) 磕头, “感念说自己婴囡时娘辛苦掮他去抓中庭老树的鸟”。不知何时“流氓”和“浪子”成了同位指称。流氓/浪子这一身份中, 道德、价值的可疑性被搁置。巨变的现代生活中, 流氓/浪子以边缘的生存保留人的自然性。 这样再来看六舅老年的职业, 对一个坛主来说, 经营神坛仿佛是一个赖以维生的生意, 可能是欺人欺鬼的, 却也是恪尽职责的, 更可能, 这还是一门“不风魔, 不成活”的艺术。小说写六舅“入童” (神或亡灵附身) 的情形: 那抖, 不知是发自膝盖骨或脚趾端, 那抖, 延上腰肉赘, 胸肌坠, 上颊腮, 头也左右摔成倒V字。“苦啊!苦啊!”恍惚来自水宫鲤鱼咙洞的苦声, 那抖在这苦音的基调上添了许多装饰音, 后来又抖成长串的变调, 像百日咳的老人弄着他颈间的那粒喉桃。直挨到他猛地弹起来, 双掌落力击下去“叭”地同时, 双膝委地上身软趴供桌。 这段写通灵之肉体的文字, 生硬、拗口, 意象突兀, 有着暴力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