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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与广州学道 第三章走上革命道路。 (一八四七—一八四八) 一、 洪秀全的“奸计” 物换星移,洪秀全蛰伏乡间从事拜上帝教教义的创作,一晃就过了二个寒暑。一八四六年下半年的一天,有一位姓巫的同乡从广州返回花县告诉洪秀全说:“有外国传教士名罗孝(全)者,在广州宣传真道。” 一八四七年春,洪秀全又接到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之助手周道行来信邀请说:“曾由某兄处闻得尊兄约在十年前得接一本书,其内容与此处教堂所宣讲者相符。如足下惠然肯来,助弟等在此处宣教,则传教士及各兄弟极为欢迎。”“接得此信后,秀全与仁玕即赴广州,在罗牧师处研究真道。” 罗孝全是美国浸信会的传教士,一八三八年来华传教,曾在香港、澳门印行基督教的布道小书多种。一八四四年他进入广州。一八四六年,他在广州南关东石角租地建立礼拜堂作为传教之所。洪秀全偕同洪仁玕到广州学道,受到罗孝全“善意的招待,”“其他传教士亦均善遇之。” 果然,罗孝全手下有名叫黄爱、黄乾的助手二人,“见秀全才能出众,恐其受洗礼后,即行受聘于罗牧师而自己必致失业,因此设计陷害秀全使其迫而离堂自去,免受洗礼。”他们所使用的“奸计”是:对洪秀全“貌为亲爱,”表现出“极为关怀”的样子,然后“劝其在受洗礼之前,亲对罗牧师要求应许其每月得津贴若干以维持其生活;”否则无法“继续学道。”“时秀全贫甚,遂以其言为合理可信,即诣罗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在广州学道期间,“曾写就一文详述其获得《劝世良言》一书之经过,及其得病情形与病中所见之异象皆一一详述;”罗孝全当时仅仅认为“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彼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也。” 洪秀全到广州“学道”虽然是其坎坷不平的人生旅途上的一段小插曲,但却在洪秀全的一生中留下深刻的痕迹。据《太平天日》记载:“岁在丁未,二月初,主与干王洪仁玕到广东省城礼拜堂,后干王仁玕回归,主独留礼拜堂与花旗番罗孝全共处数月。主历将《旧遗诏圣书》《前遗诏圣书》细览” 洪秀全在广州从罗孝全学道之日,正值广东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对外国侵略之时。一八四七年四月,英国香港总督德庇时率领军舰,气势汹汹地突袭虎门,闯入珠江,兵临广州城下,妄图强行进入广东省城。广大人民群众闻警,自动组织起来,团结御侮,发出了不准侵略强盗入城半步,人人持刀杀贼的怒吼。然而洪秀全目睹当时广州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却无动于衷,他躲在外国教堂里专心致志地研读“圣经”,低声下气地乞求外国传教士给予津贴,等候“洗礼”。洪秀全的这一表现与时代的脉搏,是多么不协调啊!事实表明,洪秀全在第二次入桂之前,其思想觉悟并不高,斗争性并不强,他不仅对外国侵略者的面目缺乏认识,而且曾一度想投靠外国教会,做一名“品行甚端”的虔诚教徒,这是洪秀全一生中极不光彩的瑕疵。 可是,事与愿违。洪秀全不仅得不到津贴,而且被拒绝受洗。他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又一次碰壁,大感失望之余,一方面,他看到了外国教堂内的邪恶,觉察到“自己中了黄姓二人之奸计,但知之太晚矣”,后悔已经莫及了。另一方面,“自己在广州不能维持生活,而又不知何时方可得受洗礼;” 二、 同心理气安,艰难困苦 一八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洪秀全怀着懊悔和激愤的心情,第二次启程去广西。这次入桂与前次入桂有所不同,前一次是漫无目的地,临时决定去广西的。这一次,洪秀全的目的性十分明克,他一心一意到广西找冯云山,和他去创一番大业。 当时,洪秀全一贫如洗,身上只有铜钱百文,不仅买不起船票,连途中吃饭也大成问题。于是,他“只有自携行李徒步西上.” 洪秀全经悦城、九官到德庆州。“秀全此时困穷交迫,既无亲友,又无路费,进退两难。”正当他“时无盘费,心颇烦” 洪秀全第二次入桂,途中历时一个月,一路上风尘仆仆、经历了许多困难,吃尽了不少苦头。然而,艰难困苦往往是磨练人的砺石。穷困潦倒的生活遭遇,更擦亮他的眼睛;更激励他的斗志,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步伐,也就更坚实了。 三、 归位:较多的“藏龙伏虎” 洪秀全在表兄黄盛均家获悉离别三年、杳无音讯的冯云山“在紫荆山教馆,而令许多人皈信上帝。” 洪秀全路武宣东乡,进入道旁的九妖庙小憩,在庙墙上“举笔题诗” 一首写道: 在这首诗中,洪秀全自称“朕”和“天王”可能是后来经过删改,附会上去的。但它反映出洪秀全在第二次入桂时,已经有了要统“天军”毫不容情地扫荡、赶逐人世间的“妖怪”“妖魔”的抱负。 二八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洪秀全和冯云山在紫荆山黄泥冲曾玉珍家的书、馆重逢了。在促膝谈心,畅叙衷曲的时候,冯云山向洪秀全详细地介绍了紫荆山创业的有关情况。 原来,三年前,冯云山在返广东途中路过浔州府城,住宿在南门掌塘张考水家。冯云山“不愿回东”,“留滞浔州月余。”经过对紫荆山区的情况进行一番调查了解,冯云山通过张家的亲戚关系,张考水的侄儿张永绣,以及“在浔州附近,彼偶遇见素所相识之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