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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婚姻住房居住权的法律保护 自实施以来的27年里，继承法经历了27年。在这27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经济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人民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财产构成也发生了极大变化,《继承法》的诸多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其肩负的传承财富、延续民族传统的历史使命,《继承法》的修改也纳入了日程。现有《继承法》中,程序性缺失、对弱势群体保护不足、当事人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较为突出,尤其在配偶的继承利益保护中更是存在制度性设计缺陷,因此,在修改过程中,借鉴先进立法经验,实现制度“本土化”,完善当事人利益保护,亦是其职责所在。 一、 继承顺序、份额分配的规定 配偶是不同于血亲继承人的另外一种继承人,如果说血亲继承人的继承权根据主要是血缘关系,那么,配偶的继承权则是来自合法的婚姻关系。[1](P211)婚姻关系是现代家庭中最主要的亲属关系,而且是其他亲属关系的基础。世界各国莫不在继承制度设计中,对配偶的利益实行特殊保护。配偶特殊利益需求并非来自制度创设,而是来源于配偶于家庭本质、构成、功能上的自身要求,与其说是对配偶特殊利益保护,莫不如说是配偶特殊利益需求的法律确认。配偶的特殊法律地位主要体现在: 其一,社会对于家的特殊需求。配偶是家庭构成的必备要素,家是社会基础细胞,配偶的存在能够满足个人成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同样对于社会来讲仍然不可或缺。特别是我国具有着浓厚的家庭文化传统,家是个人成长的基础,同时也是个人归宿;家也是社会稳定的根基,是社会构成的最为基本的建构。 其二,配偶对于家庭的特殊贡献。从作用上看,在生活中配偶之间相互照顾、扶持,对于另一方而言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支撑和不可或缺的依靠;从家庭财富积累上看,配偶双方对于家庭财富创造付出最多的劳动和辛苦,是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因此,配偶于家庭中相对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继承人而言具有着特殊的地位。 基于配偶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世界各国立法均在继承顺序、份额分配上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关于配偶的继承顺序有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种为规定配偶确定的继承顺序,如我国继承法和俄罗斯民法典明确规定配偶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另一种立法模式不确定配偶的继承顺序,而规定配偶可以和某些顺序或所有顺序的血亲继承人一起继承,配偶根据参与不同的继承顺序而继承不同比例的遗产,如法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国的立法。关于配偶的应继份,英美法系多数国家还规定,配偶先取得一定的遗产份额,再按照遗产的一定比例继承遗产。如果遗产不足该法定遗产份额,则配偶取得全部遗产。如根据美国《统一遗嘱检验法典》第2-102条,配偶和直系卑亲属共同继承时,配偶先取得15万美元遗产,然后分剩余遗产的1/2;配偶和被继承人父母共同继承时,配偶先取得20万美元,然后分剩余遗产的3/4;无父母和直系卑亲属时,配偶得全部财产。(1)《德国民法典》第1931条规定,配偶在与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一起继承时,取得遗产的1/4;在与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和祖父母一起继承时,取得遗产的1/2;无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和祖父母时,配偶得全部财产。《日本民法典》第900条规定,配偶与子女一起继承时,配偶得1/2;与直系尊亲属共同继承时,配偶得2/3;配偶与兄弟姐妹共同继承时,配偶得3/4。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144条规定,配偶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时,其应继份与其他继承人平均;与第二顺序和第三顺序继承人共同继承时,其应继份为1/2;与第四顺序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时,应继份为2/3;无上述继承人时,配偶取得全部财产。 从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配偶的特殊利益保护,要么采取特别保留先取方式,如美国统一继承法典;要么采取递增的继承方式,如德国民法典等,无论采取哪种规定都体现对配偶继承利益予以特殊保护的理念。而我国继承法在配偶继承顺序和份额分配上采取了形式保护主义,即确定为第一顺序,采取份额均等的分配方式。从立法安排上,立法者存在特殊保护配偶利益的意图,即将配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具有合理性,然而从现实结果考量上,配偶继承顺序虽然置于第一序位,但在继承份额分配上实行均分,虽然从形式看是公平的、注重配偶利益保护,但是却从实质上剥夺了配偶作为家庭劳动、家庭财产主要贡献者所应享有的利益,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家庭财产传承功能的发挥上有所欠缺,并且对诸如存在住房困难等现实问题未采取特殊保护措施,使继承法的配偶特殊保护意图和设想落空,也由此导致了在配偶利益特殊保护方面的不足。现行继承制度未能从遗产份额分配、现实需要等方面对配偶实行特殊保护制度,与当代各国逐步提高配偶的继承地位、扩大配偶的继承份额的继承法发展趋势不符。(2)这也与我国现实的利益保护存在着差距,特别是在具有法定继承传统、“家”的归属感强烈存在的背景与家庭财产积累单一并且以房屋为主的现实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