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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益的德国法镜鉴与我国公司法律规范的构建 一、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公司利益界定 （1）企业利益与企业性质有关。2013年版《公司法》涉及公司利益的条文多达10处, 例如第21、94及216条中的“公司利益”, 第5、53及151条中的“公司的利益”“公司合法权益”“公司的合法权益”, 第33条中的“公司合法利益”, 第20条中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等。 司法界同样回避了对公司利益的界定, 这就如同缺乏了标尺, 必将阻碍良好有效的司法调整。 承前所述, 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可归结为:第一, 简单地将公司财产视为公司利益的表征。这导致司法很多时候仅将“法人财产权”概念下的“有体财产”视为公司利益予以保护。 在这样的背景下, 从学理层面对公司利益加以界定显得尤为迫切。甘培忠教授认为 甘培忠教授进一步指出 由上可见, 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已为公司利益的界定贡献了颇具启发的研究思路, 但在深度与广度上仍显不足, 尚不能充分回应目前司法实务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鉴于我国公司法规范的继受性和公司治理模式的全球化趋势, 对他国相关理论与实务进行比较法的考察, 发现可能的最佳实践, 可以作为我国制度构建的前提性工作予以开展。是故, 本文将从比较法研究的视角, 对公司利益在德国法学界及实务界的演进历程进行细致爬梳, 期望能够获得有益启发, 进而勾勒我国公司法律规范框架内公司利益的基本形象。 二、 德国学界关于公司利益的讨论现状 在德国学界, 围绕公司利益的讨论已持续数十年之久 首先, 1965年《股份法》生效后的最初十年间, 几乎囊括所有公司相关利益集团的公司利益界定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其源头甚至可追溯到魏玛时期关于“公司自身或公司本位” (Unternehmen an sich) 的理论之争。 随后, 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的讨论主要聚焦于1976年《共同决定法》及其对《股份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将 “数量均等共同决定” 20世纪90年代关于公司利益的讨论几乎停滞。新近研究成果将股东 (资本) 、职工 (就业) 和公众 (公共福利) 作为典型利益相关者。 德国特有的企业参决制对明确界定公司利益帮助甚微。虽然职工参与公司决策被视为董事会并不只为股东利益服务的标志 因此“由董事会依其所负法定义务确定公司利益”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均适宜, 似乎存在疑问。德国学界经过数十年的讨论至今仍未能确立统一标准, 而仅接近形成一套评价董事会行为的指导原则。 《德国公司治理准则》 三、 详细论述：企业利益在德国的发展过程和系统分析 (一) 传统的公司规则体系 1. 1企业利益的发生和使用范围 20世纪70年代, 公司利益在德国学界尚未成为被普遍承认或常用的法律术语。在当时的法律规范中, 只有《股份法》 2. 联邦最高法院对员工诉讼判决的承认 司法实践中, 最早提及公司利益的是1974年3月4日联邦最高法院所做的判决 关于是否存在公司利益以及公司利益对解决现实问题是否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联邦最高法院在同时期的司法实践中已表现肯定态度。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其就章程或议事规程可否加重监事法定保密义务所做的判决中。 3. 德国学界对于公司利益的类型化解读 在学界, 瓦尔特·拉特瑙 (Walter Rathenau) 的名著《论股份制》对公众投资者利益、股份公司管理层利益及公司利益做出区分。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 沃尔夫冈·策尔纳 (Wolfgang Z?llner) 、沃尔夫冈·席林 (Wolfgang Schilling) 公司利益在实定法层面上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换言之, 公司利益应被视为规范性的概念, 还是公司治理制度的目标?这是我国公司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应当首先给予充分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倾向于前者, 并认为需要在不同情境中对其加以类型化解读。这一点将在本文第四部分展开细致论述。 德国学界始终将公司视为各种不同利益的基准点 (连接点) , 并据此对公司中可能对经营管理产生影响的利益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下文就作为董监事经营管理行为准则的公司利益所作论述正是以此为基础展开。 首先, 从股东角度进行观察是很好的视角, 据此可将公司视为一个由多元利益构成的实体。 其次, 债权人利益同样值得关注。债权人关注的是其债权到期时能否得到实现。公司法上的资本维持原则正服务于此, 而大股东可能经常为自身利益而突破该原则。可见, 资本维持目标作为基本的公司盈利目标在任何情况下均牵涉债权人利益。 再次, 银行的利益也将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这体现在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各种联系中:除作为贷款者 此外, 职工利益从内容上讲涉及 (更高的) 工资、稳定的工作职位以及《Sechser报告》 最后, 公共利益同样需要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共同维护。从股份法规范废止许可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