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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中不公平价差制度的适用 2016年8月1日，滴滴通讯社和中国宣布将中国合并视为滴滴公司。消息公布后, 媒体上的普遍反应是以后打车要涨价了 不公平高价是一项很特殊的反垄断制度。在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发源地美国, 不公平高价制度始终无法获得法院的支持。欧盟的反垄断法中有不公平高价的制度, 但是这一制度基本处于“休眠”状态。而在我国, 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对高通罚款约61亿元 一、 不公平定价行为 在西方, 不公平高价被称为“过高定价行为 (excessive pricing) 。不公平高价行为又可以具体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剥削性不公平定价行为 (exploitative pricing) , 即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 对产品进行高定价, 从而“剥削”客户的行为;第二种是排挤性不公平定价行为 (exclusonary pricing) , 即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 不但在上游市场有业务活动, 也在下游市场有业务活动, 其在上游市场中生产的产品, 不但供应于自身, 而且也供应给下游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但是给竞争对手的价格要远远高于供应给自身的价格, 从而使得竞争对手无法在市场中生存。排挤性不公平定价行为其实是价格歧视的一种。本文主要针对剥削性不公平定价行为进行阐述, 即本文所称不公平高价行为, 均仅指剥削性不公平定价行为。 不公平高价行为, 是全世界反垄断执法的一个难点。其原因在于, 首先,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中, 人们相信,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具有自我矫正功能。如果一家企业就其产品索取高价, 就会吸引其他企业进入这一市场。这又会导致相关产品的价格下降。所以, 这一动态的价格传导机制, 使得不公平高价行为只会短期存在。其次,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企业都追求高价, 为了能使自己的产品卖出一个更高的价格, 企业才有动力进行研发, 才有动力改善供应链, 才有动力改善工艺。所以, 如果竞争执法机构介入到企业的定价行为中, 就会破坏企业投资的动力。第三, 从实际执法角度看, 执法机构在计算企业的成本时, 往往面临着很大困难, 而且在判断什么样的价格是“不公平”的, 什么样的价格是“过高”时, 往往带有主观性。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在美国, 企业单纯的索取高价的行为不被认为是非法的。美国法院或执法机关不支持针对不公平高价的起诉或申诉。美国最高法院长久以来一直认为, 索要高价是市场主体进行研发或进行投资的动力, 这种行为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这种观点突出地表现在2004的Trinko一案中。在该案中,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阐述道:仅仅是拥有垄断力量, 以及与此伴随的索取垄断价格的行为, 不仅不违法, 而且还是自由市场制度的重要因素。索取垄断价格的机会———至少在短期内———是吸引“商业智慧”的首要因素。这种行为还吸引产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冒险行为。为了保护产生创新的动力, 拥有垄断势力不能被认为违法, 除非这种行为还伴有其他反竞争的行为 二、 不追索过高价格法 在欧共体的成文法中, 禁止不公平高价 (excessive pricing) 规定于《罗马条约》第82条, 即“禁止直接或间接地索取不公平的购买价格或销售价格”。按照对该法的一般解释, 每一个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均要承担不索取过高价格的义务。这一义务最早在Parke Davis一案中得到法院的维持 (一) 欧洲香蕉市场的现状 与相关产品的成本和利润相比, 在欧盟的法律上, 是判决价格是否过高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是在著名的香蕉案中确立的。在该案中, 被调查人UBC公司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出售品牌香蕉, 而且在每个国家出售的价格不一致。其在德国、丹麦等国出售的香蕉的价格要比在爱尔兰出售的价格高至少100%。并且其所售的品牌香蕉要比没有品牌的香蕉的价格高20%—40%, 比其他品牌的香蕉的价格要高7%以上。欧盟竞争委员会认定UBC的定价构成了不公平高价 香蕉案后, 在1989年, 欧盟委员会在SACEM II案中 (二) 不公平价格调查 如果计算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非常之困难, 以致事实上不可能时, 如果同一被调查公司对成本相同的产品索要不同的价格, 或者对成本不同的产品索要相同的价格时, 欧盟调查机构认为这也可能构成不公平高价。 采用这种方法的第一个案例是通用汽车案件 随后的一个非常相似的案件发生在1984年, 即British Leyland案件 (三) 欧委会关于定价形成的顺序 这种方法其实在香蕉案中已经被使用过。如上所述, 在该案中, 并且其所售的品牌香蕉要比没有品牌的香蕉的价格高20%—40%。比其他品牌的香蕉的价格要高7%以上。在该案中, 欧盟法院认为, 被调查人所出售的香蕉比其他品牌的香蕉的价格高7%, 并不能证明其是过高的。所以判决过高定价不成立。 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