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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平等性的伪命题及其法律规制 在私法中，如果考虑到几个不受担忧的债权人同时存在，谁必须优先考虑债权人的利益，并以债权的平等为解决框架。但是, 这种平等性架构是否真的存在, 是否存在依平等的假设而损害实质正义的可能, 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何种影响, 长久以来并无人注意。而关于债权平等性问题的论述也只是简单的描述性说明, 如“债权的平等性是说, 对同一债务人的数个债权, 只要已到清偿期, 对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都有平等的受偿权。‘债权人先为强制执行者, 先受清偿, 其他债权人, 纵其债权发生在前, 亦仅能就剩余财产满足之。设债权人破产, 则所有之债权, 无论发生之先后, 均依比例参加分配。’由债权的平等性所决定, 债权不具有优先效力。债权既不能优先于其他财产权利, 也不存在先成立的债权优先于后成立的债权的问题。” 一、 债权实现机会的时间不同 债权平等基于债权人的主体平等, 而主体平等在法律上即指权利的平等, 体现在债的关系上, 则是指债权的平等。这是债权平等性假设的基础之一。 主体平等是一个法律假设, 法律无法作到真正的平等, 因此, 才在宪法上宣扬人的平等性。宪法的主体平等规定也以各类权利的平等保障为体现。而法律的权利规定也仅仅是保护主体取得平等机会的可能。 我们认为, 基于主体平等的债权平等假设是不成立的, 原因如下: 首先, 信息传递理论和博弈理论证实了债权平等是一个可能性较小的命题。对债权人而言, 其债权得到实现的机会并不相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业务关系是债权实现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双方的业务关系不错, 以后有长期合作的大量机会, 则债权人可能会因为其与债务人的良好关系而难以得到到期债权的实现, 原因并不是债权人放弃如期实现债权的权利, 而恰恰是关系稳固导致债务人以此为借口拖延债务。因为长期合作是多重博弈的模型, 在一方合作而另一方背叛时, 背叛方会获得更高的利益。另一方面, 债权人则因为长期合作的利益期待而不能冒然用尽各类救济手段, 因而无法迫使背叛的债务人尽早还债。反而那些和债务人关系不是很稳固的债权人却有可能得到如期实现债权, 原因是债务人要么有长期与债权人合作的愿望, 因而需要树立良好形象, 以如期偿还债务以表明其为一个守信的合作者而不是背叛者, 从而获得下一轮商业博弈中与对方合作的利益;要么因债权人不考虑情面而用尽各种救济, 迫使债务人尽早还债。因此, 同一债务人的不同债权人因其与债务人的业务关系不同其能够实现债权的机会也不平等。 其次, 外在因素影响主体的平等性。作为债权人, 其资产、背景、领导人的能力与性格、国家经济政策等都会影响其获得平等偿还债务的机会。资产雄厚的债权人有资金支持其用尽各类救济以实现债权。背景因素可能成为债权人实现债权时容易被人遗忘的重要因素。比如在国家鼓励下岗职工创业、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下, 下岗职工和大学生创办的企业的债权实现和债务企业领导人的同情心、对政策的认同度等具有密切联系。以前我国存在诸多的官办企业, 如法院、公安机关等创办的公司, 其作为债权人和一般民办企业作为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可能性是截然不同的, 前者往往可以轻易实现债权, 而后者往往需要排队等候。这说明债权人的背景对债权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不同的债权企业的领导人能力、性格不同会影响其追偿债务的决策, 因而也必然影响债权的实现机会。作为债务人, 其资产、背景、领导人的能力、性格、国家经济政策等也同样会影响不同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程度和机会。 第三, 法律规范的种种规定往往在制度上解构了债权实现机会的平等性。比如, 诉讼费用的预交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债权人平等实现债权的机会。即使国家规定了诉讼费缓交、免交制度, 但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穷困的债权人由于交不起诉讼费而无法获得公力救济, 其债权就可能因时效制度 (即使其采取一切办法保证了最长诉讼时效的保障, 但往往在漫长的追债中失去了债务人的情形在当下中国是常见的, 比如债务人突然消失或因未年检而失去资格等) 的设定而丧失。 债权平等性的假设所需要的事实前提是主体的平等, 而主体平等在法律上实质是权利平等。权利当然包括债权。以不同主体的权利平等证明不同主体平等, 再以不同主体平等证明不同主体的债权平等, 而权利是债权的上位概念, 所以其证明实质是以上位概念的共性 (权利平等) 证明下位概念的特性。由此可见, 债权平等性假设事实上是一个没有论证的自我证明体系。更为令人沮丧的是, 主体平等在信息传递、不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差别、债权人的背景等差异的前提下显得非常的经不起考验, 同时公力救济又为主体的事实平等提供了事实障碍。因此, 法律的平等只是在有限的题域内忽略其他制度与事实影响下的平等, 这为追求形式平等而放逐实质平等提供了借口。但生活的联系消解了法律平等的假设。退一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