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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国家监护制度的适用 紧急状态下监护缺失的特殊救济需求 这位最近的冠状病毒不仅测试了一个国家的防疫水平，也是对一个国家法治的考验。国家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在紧急状态下的合法权益，国家在立法层面上做出了不少新的规定，以回应疫情期间凸显出的新问题。在疫情初期，考虑到紧急防控的需要，紧急医疗隔离作为最有效的防控方式之一，被推广适用，但同时也导致监护缺失问题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特别新增了国家的必要临时生活照料义务。 在紧急状态下，常会凸显出一些新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困境。之所以认为是新问题，并非该些问题在非紧急状态下就不存在，相反这些法律问题往往在非紧急法律规范中都已有所规定，只是在紧急状态下，旧的法律问题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和新的需求。紧急状态的出现赋予了旧问题以新特点，而这种特殊性使得仅适用于一般状态下的法律规范已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监护缺失的现象，在非紧急状态下同样存在，国家也进行了立法予以救济，只是这些条文无法回应紧急状态下监护缺失的特殊性，因而难以起到有效救济的效果。因此，如何实现在现有法律规范框架稳定性的基础上，既保证与非紧急状态下的法律规范的有效衔接，又能够针对紧急状态下监护缺失的特殊性发挥其救济效果，是新规范适用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4款的规定既有实践意义，也具有突破性。首先，它针对紧急状态下的临时监护缺失现象进行了专门立法，弥补了立法的空白，使得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更完善地保障。但是，它又重新定义了国家在临时监护救济中的功能和定位。因此，有必要结合紧急状态下的监护特点，分析探讨《民法典》第34条第4款所设置的必要临时生活照料义务的规范意义，以及其与已有国家监护制度的关系，另外还需探讨民政部门、居委会和村委会在第4款中的功能定位，以及义务履行的实现路径。 一、 监护救济制度的缺陷 监护缺失的现象并非仅存在于紧急状态下，事实上，在非紧急的情形下，监护缺失的问题也时有发生。因此，早在新增第4款出现之前，我国的监护制度就已经针对监护缺失现象进行了相关的救济规定。但是，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发现已有的监护救济制度很难发挥其功能，无法起到临时救济监护缺失的效果。究其原因，是因为已有的监护救济制度所遵循的是私人监护救济为先，国家监护救济兜底的救济思路，而这样的救济规则的设计，忽略了紧急状态下监护的特殊性。因此，笔者结合紧急状态下监护的特殊性，分析探讨已有的国家监护制度难以发挥其救济功能的原因，并说明在新增第4款中，引入国家的必要临时生活照料义务的法律意义和现实需求。 (一) 应急下的监测 1. 寻求替代监护的可行性 当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义务时，他必须要寻找一个可以替代监护的个人或者组织。如果监护缺失的现象发生于非紧急状态下，那么依据已有的替代监护的规定，监护人可以有一定的缓冲时间来寻找合适的替代监护人，以确保被监护人在缺失监护期间可以被妥善照顾，防止出现监护真空的现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私人寻求替代监护的可行性非常低。以疫情防控为例，在疫情防控期间，考虑到病毒传染的隐蔽性和快速性，监护人一旦确诊或者一旦被发现具有感染疫情的可能性，就必须立刻进行医疗隔离。那么，此时留给监护人寻找替代监护的缓冲时间实际是非常短暂的，因此无法妥善地安排好替代监护的相关事宜。所以即使法律允许私人委托监护，但是这样的委托是以一定的缓冲时间为前提的，而在疫情等紧急情况下，显然是不具备这样的时间条件的。因此，在紧急状态下，如果国家将救济监护缺失的责任和重担压在私人身上，显然是不合理也不现实的。这也是《民法典》将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义务交由民政部门等公法主体来承担的原因。 2. 监护权主体的缺失 传统的替代监护制度，往往是以监护权的转移为前提，而在紧急状态下，监护权的主体具有不变性，因而传统的替代监护制度无法被适用。在新增第4款颁布前，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暂时性的救济做法，例如：由监护人临时委托他人进行替代监护，或者由医疗隔离机构人员代为照顾，或由当地的民政部门或基层自治组织、妇联组织等代为联系人员照顾，再如由民间志愿者或公益组织代为联系人员照顾，等等。但是无论暂时进行替代监护的主体是谁，都不意味着他们同时享有了监护权。一方面，紧急状态下的监护缺失现象通常非常短暂，没有转移监护权的必要，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原监护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替代监护者的角度出发，他们的本意都不是为了转移监护权，而仅仅是为了寻找到一个能够暂时履行监护职责的适格主体罢了。因此，在紧急状态下，暂时性的替代监护行为，应当被理解为仅是转移了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的监护职责，而非其享有的监护权。 3. 替代监护框架内监护职责转移的成因 与监护权主体的不变性相类似，已有的替代监护规定，往往都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