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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文悌家世与戊戌政变始末 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并以分类为中心进行讨论。这种论述模式有其合理性，但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尤其是在人物研究方面。以李端棻、宋伯鲁、文悌、杨崇伊等人为例，学界往往只关注他们作为“戊戌人物”的一面，而对其此前、此后的经历普遍所知甚少。这种“掐头去尾”式的论述模式，很容易遮蔽人物的多面性和历史的复杂性，陷入片面化、简单化的误区。 就文悌而言，他于晚清政局关联最大者，诚属其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康有为称：“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并将康广仁、杨深秀之死和张荫桓遣戍，都归咎于文悌。 一、 文限制中的文僚 文悌1849年生，正黄旗人，苏完瓜尔佳氏，字仲恭，号仰白、绿杉居士。自称清初名臣费英东后裔，幼年失怙，嗣父成瑞官至浙江富阳知县。同治三年(1864),以官学生捐纳户部笔帖式，递次升至郎中。光绪十一年(1885),简任河南开封遗缺知府，旋补归德知府。光绪十六年(1890),丁忧回旗，内用为户部员外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次年夏，因言获咎，回本衙门行走。戊戌政变后，外任河南府知府。光绪二十九年(1903),迁贵州贵西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调贵东道，宣统二年(1910)称病开缺回旗。 文悌自幼聪颖好学，曾受教于满族名士宜绶、蒙古状元崇绮，能诗画，习弓马，少时一度离家远游，增广见闻。其撰《感怀身世诗百韵》曰：“忆我少小日，自命才匪凡。坠地为公孙，家事承躬桓。七岁举神童，刘晏疑比肩。十一通九经，十三文成篇。十五作壮游，万里具丹箯。……周岁归里居，伏案仍丹铅。百家亶历览，小道亦可观。” 同治初，文悌和部分满蒙俊彦结成“探骊吟社”。志觐介绍该社背景称：“当毅皇帝朝，大憝削平，四宇清晏。士大夫多暇日，辟吟社日下，总持风雅。宝竹坡廷、文仲恭悌、王芷亭道士暨先庆远兄迭为宾主。达官、词客、山人之以五七言鸣者，罔不集，集必十数人，人或三五艺，传钞遍京华。……呜呼哉，百年来鲜兹坛坫也。” 如果说耽于吟咏，成就了文悌“才子”之名，二十余岁时“驰马试剑，习拳勇技击，纵丝竹田猎”,则使其一度以“侠客”自许，尽管事后回忆起来，他常有种欲语还休的怅然。这与其调充神机营委员而遇挫相关。“从军畿南防堵。值岁底，统军者私入京回家度岁，以致士卒潜归者半。余心危之，乞病退。” 不久文悌家境转贫，妻、母也相继去世，更兼仕途蹭蹬，历时15年才题升主事，还每每遭到同僚嘲讽。“理乱那预谋，奔走诚可怜。夏畦谄日甚，人尚嗤狂颠。” 无论何说为是，文悌有心投阎氏所好并且受到重用，系属实情。 此后，文悌迅速在户部乃至京城官场崭露头角：“余三十三岁，户部奏派会记通部出入，总核天下财赋，编订会记录呈进。……余三十四岁，为户部陕西司掌印，与主稿施君子谦筹议新疆改立行省，每年节存兵饷千余万两。……光绪九年，法越构兵，天下骚动，增兵添饷，皆余经理。……是时，余在户部掌三司处印钥，五处所总办，又帮办宝泉局监督，两次奏带随钦差查办事件。”由于文悌与阎敬铭过从甚密，曾有友人以“党祸”讽之，还有同僚呼其“第七堂官”,可见文悌当时之招摇自得。不过事后他只承认受阎氏知己之遇，而将其升迁归功于满尚书景廉“特为拔擢”。光绪十年(1884),文悌建议“清查旗饷冒领，并另拟筹皇家袒免外宗禄，及八旗孤寡生计专款，勿混饷额”,却被内阁侍读学士延茂指名严参，斥为“伤国体”“违祖制”。 光绪十一年，文悌以京察一等简任河南开封遗缺知府，次年补归德知府。这是其首次外任。文悌曾赋诗记咏其赴永城灭蝗、应对黄河决口、赈抚民众诸政绩，还详细列举了自己推行礼乐教化的种种作为。“余在郡不满四年，创建先农坛、风云雷雨坛各一区，修建孔子习礼祠、节孝祠、昭忠祠、木兰祠、微子庙各一所，添置文修、文雅、文治三书院，修理文正一书院，修改城楼四座，城壕九千余丈，零修公廨十五处，府署增房宇十四间，添置文庙祭乐器全分，购入书院书籍四千余卷，皆报省有案。此外，修桥梁，设粥厂，棲流亡，养瞽废，恤乞丐，以及练壮勇，禁赌博，捕盗贼，备赏犒，皆以每年所入公费全用于郡，并未捐派一人一钱。……去任后，闻郡人士为余建生祠，亦可愧矣。” 由于相关史料缺乏，除文悌自记外，其归德宦迹实难钩沉，但其重修商丘文雅台，确有遗迹存世。“文悌来商，目睹士子多不习碑帖，涂鸦墨猪，贻笑于人。于是便筹巨资，派人前往西安、曲阜两处碑林，挑选镌碑名手，翻刻名碑数十种，用毡条包裹，雇驮骡运至商丘；将文雅台旧房拆除，建新房数十间，将碑刻石条分别嵌于正殿东侧3间北屋之内。” 文悌40岁时，嗣父去世，依例回旗丁忧，但因其任上挪欠公款上万两，不得不滞留当地，倾家、借贷以偿。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是坚决否认的。“罢郡之日，橐无一金，且有逋责也。”文悌还称，事后“承抚司同以‘实心任事’加考，给咨回旗。回忆放缺谢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