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政权的形成与发展.docxVIP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政权的形成与发展 “管理”是指通过各种活动，不同的社区主体可以促进其共同目的和公共利益的实现。 既然乡镇政权是基层行政和地方自治的核心，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又如此突出，那么它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及实践情形就有单独讨论的必要。近年来，学界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自治、保甲制度、乡村警察、基层调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也偶有涉及乡镇政权，但对于乡镇政权的基层治理作用未有单独、系统的讨论 一、 权在基层治理中的职权 在梳理璧山县乡镇政权的基层治理实践之前，首先我们要明确南京国民政府的乡镇政权在基层治理中有哪些职权。在晚清、北洋两个时期演变的基础之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民政府在基层逐渐建立起了“县—区—乡（镇）—保甲”的行政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乡镇“随时应办之事项”包括警戒治安、查禁烟赌毒等与治安相关事项 （一） 违警罚权的执行 乡村警察“不仅为维持治安之用”，同时“一切政令之推进，……无不有赖于警察” 一是乡镇政权执行违警罚权。根据新县制的相关法条，县以下政权可以执行相应的违警罚权，内政部认为对乡镇政权授予该项权力是“基于法令授权而执行违警罚法无不可”且“必要” 二是区乡镇长执行司法警察权。所谓司法警察权，是指“犯罪发生后，根据司法法规，从事侦查、搜索及缉捕，以完成刑罚权为其目的”的警察职权 （二） 区乡之间的混乱 地方政权武装是伴随着近代军阀割据而兴起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在各级政权仍保留着各种武装力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武装的职权，其更多的是担负治安责任，“凡无警察管辖之区域，地方治安皆由保国民兵队负责维持” 警察、地方团队、保甲等几个系统分别担负地方治安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调度的混乱。同时，区乡镇长、保甲长等的能力也制约了相关业务的开展。因而在时人看来，应当采取“由保甲自卫之外，再以警察之保卫”的办法，如此“方克有济” 在警保联系的原则下，地方治安系统开始有了综合性的发展，其中以地方武装为核心，警察、保甲为辅助。四川省政府就要求各市县政府积极编练壮丁队伍，这些队伍“平时关于地方公益及治安事项，……得照临时征用” （三） 乡镇政权纠纷解决的机制 警察在职务上对民事案件和“依法得撤回告诉之刑事案件”拥有调解权.. 根据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理论，乡镇政权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单位，而“乡镇调解又是实施地方自治的要务”，因此乡镇政权在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地位 基层调解委员会制度是指县以下的区、乡镇政权所附设的专门用于纠纷调解的委员会。其法律来源是《乡镇自治施行法》和《区自治施行法》中分别规定的区、乡镇政权应附设调解委员会，办理纠纷调解事务 二、 问题的提出：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性论述 在维持地方治安的实践中乡镇政权的作用如何？以往的相关研究并未有系统的论述。乡镇政权在维持社会治安方面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清剿股匪，如有匪警时，“督率壮丁队捕拿送办” （一） ．吴茂卿作刑 对于违警案件而言，乡镇政权启动处理程序有三种情形：警察发现、人民告诉或告发、违警人员自首 事主直接向乡镇政权报案是刑事案件发生后启动侦查程序最为普遍的情形。1940年8月，八塘镇吴树荣以“图财害命，尸证确凿”为由控告临江乡吴茂卿杀人抛尸。临江乡乡长在接到控告后，“派民警股主任许时雍于四日前往勘验”，许时雍在大湾冷窑中发现无名尸体一具，但“不能认识面貌为谁”，同时吴茂卿亦以“借尸图搕，捏词诬陷”为由反诉吴树荣，经该乡长“召集原被两造及保甲、邻近到所查询”，认为案件“疑窦殊多”而将原被告双方都拘押并送县政府 保甲呈报案件则是基于事主的报案并已作出一定的侦查或判断。1942年三合乡先后发生三次抢劫案，事主向所在保甲报告后，“保长特命本保传达兵徐森荣严密捕拿”，并在江津县捕获嫌犯杨有才 除了事主报案、保甲呈报外，在治安巡逻中发现线索也是乡镇政权侦缉案件的主要来源。如1942年4月城东乡连续两夜发生劫案，警备队在冷家凹巡逻时恰遇徐伯瑜被劫，因此展开追击 （二） 侦讯和移送犯罪 在接收或缉捕到嫌疑犯后，乡镇公所会对嫌疑犯进行初步审讯，其主要目的是对案件进行初步掌握，并进一步缉捕嫌犯。如戴安辉因匪嫌被逮捕后，经河边乡公所初步侦讯，其指控福禄乡王树槐为共犯，由此河边乡公所致函福禄乡公所，“派警带同该盗戴安辉前赴贵乡缉捕伙盗王树槐，并函请贵所派警协助” 对于案件的移送，一般都是送交到县政府处理，但也有例外。在一些个案中，乡镇政权会将嫌疑犯移送给县政权以外的机构，如徐显廷抢劫案中嫌犯被平安乡捕获后，即移送到璧山县第二区区署“依法究办” （三） 案件审理应讯 乡镇政权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有很多辅助性作用，这些作用既有司法方面的也有行政方面的。如张明高等因违反《禁烟禁毒治罪条例》，在案件审理中“坚不认罪”，由此璧山县政府认为“不传警到庭质讯，本府难见法办”，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