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势变更原则的演变.docxVIP

论情势变更原则的演变 中国的《民法典》没有规定了形势的变化，但在《民法典》的解释（2）中，规定了形势的变化。合同法解释二中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 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 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这一般被认为是我国在合同法上情势变更的立法例。我们国家的民法的发展受到德国法的影响较深, 所以深入探究德国民法下关于情势变更制度的规定, 对我们国家很有借鉴意义。 一、 在当事人之间契约的基础上推行情势变更原则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中最先采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国家。早在18世纪中叶, 《普鲁士国家普通邦法》以及《奥地利一般民法典》就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纳入法典, 但是情势变更完整理论的缺失, 范围的准确界定, 使得其后它有被滥用的趋势。但从18世纪末到一战前那时间, 社会上便存在很多长期履行有效的合同。与之相对应的, 19世纪时, 德国历史法学派兴起, 对于自然法以及受自然法影响的法典化思想予以低调的评价, 一时间“情势不变理论”在德国民法上堰旗息鼓。在萨维尼 (Savigny) 的巨著《罗马法体系》中, 以及在19世纪的大多数潘德克顿教科书中, 甚至根本未提及这一理讼。 但是一战过后, 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社会经济都受到巨大冲击, 社会经济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情势变更原则的大放异彩, 为情势变更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历史舞台。1919年至1923年期间, 德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 这直接造成了在包含有货币给付内容的合同中, 双方的权利义务变得不对等。德国人意识到如果固执的坚守“合同严守”的原则, 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效果。试想, 债务人用几近没有价值的马克来按照原来约定的价格来支付债权人, 明显的债权人将面临极大的不利益, 这种不利益在全社会蔓延开的话, 将是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障碍。在1921年, 德国的法院大胆开创立用判决了变更当事人之间契约的先例。案件的事实涉及一份长期的供应燃气的合同,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燃气的价格, 但是燃气的成本的提升使得该合同的履行变得十分不正义, 不公平, 法院通过判决的方式提高了燃气的价格。法院认为:“因为不这样, 情势就会变得完全难以承受, 继而成为对诚实信用原则和所有公正正义原则的嘲笑。”“情势不变条款”在后来的维戈尼一斯平纳雷案判决中得到了认同。在该案中, 某一合伙人要求退伙, 对合伙财产的价值产生争议。法院认为, 必须将双方当事人都认为是缔约基础的那些事实, 确认为交易的基础。法院要求将合伙财产中的一部分进行重新的估值。 1952年德国在《法官协助契约法》更是中明确规定:“对十币制改革以前发生的债务关系, 由法官协助合同当事人成立一项新协议, 如果不能成立协议, 则直接通过裁判来代替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德国在二战后的诸多法令中都对惩罚性赔偿有涉及:《第二次紧急租税命令》、《第二次新订立金钱性质法》和《抵押权及其他请求权增额评价法》等。情势变更原则愈发得到立法司法的认可。 二、 德国民法典对于原合同内容的调整 在2002年德国债法的修订中, 寝室变更原则被按上“交易基础的干扰”的标题整合进入了德国民法典第313条。当存在交易基础障碍时, 当事人可以请求对原合同的内容进行调整。笔者认为这里的调整应该仅指对于合同客体的调整。 笔者认为在德国法下, 情势变更的适用应该有以下的要件: (一) 自由裁量的限制 在合同订立之后到合同的履行的情况往往会有这样那样的变化, 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并不是说任何交易基础发生变化, 都是情势变更。这样的交易基础的变化必须是重大的、最本质的, 才是第313条下的寝室变更。当然法官在考量有关交易基础的变化的程度是否可以认为是重大的、主要的, 很大程度上,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当然法官的自由裁量并不会意味着说法官的完全的自由, 其判定至少应该考察以下方面: (1) 合同的类型; (2) 出现了的障碍; (3) 个案中的其他情况。 通俗而言, 对于情势变更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知道交易基础会发生这种变化就不会缔结这个合同, 或者会以其他的内容缔结这个合同的, 那么这个变化就能被称为交易基础的重大变化。 以上的判断标准太过虚化, 但是德国法院在长期的案件审理中, 积累了一些对类型合同的交易基础重大变化的认定标准的共识。例如对于土地使用费的合同, 如果生活成本在合同约定期限的一半时间内上涨超过了150%, 法院就会将这样的变化认为是重大的, 可以作为对合同变更的有效理由。当然这样的标准并不是僵化的, 法院依旧可以依据当时的情况来调整这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