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丹诺夫主义与《列宁交响曲》的苏联情.docxVIP

日丹诺夫主义与《列宁交响曲》的苏联情 自1925年以来，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在国际音乐中成为领袖。自1925年以来，他创作了15首交响曲、15首弦乐和4首不同的旋律。他的作品包括37首来自世界各地的歌曲、戏剧、军乐和歌曲。他是举世公认的交响乐大师,以其对交响乐艺术的突破、创新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从而极大地推动、拓宽、加深了世界交响乐艺术的历史性发展。这都是人们已熟知的了。 他对中国5 0年代以来的音乐界和作曲家们也有深远的影响。我就是在60年代初期学生时代深入地学习研究他的作品并受益极深的。可惜60年代后到“文革”结束的十多年,中苏交恶而中断了对苏联作品的了解。在这之后我才听到他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交响曲,又重新研究他的作品。 这样伟大的作曲家,在苏联的日子却并不好过。他曾在1936年和1948年两度在苏联文化艺术界的“日丹诺夫主义”的政治迫害下遭到严厉的打击,在全苏联各报刊上批判他是“反动的形式主义”的作曲家,他被指责为“人民的敌人”,提心吊胆地时时准备被投入监狱;他是这两次“大清洗”中的作曲家中头号人物。也正是这种深刻而特殊的经历造成了他表面上不得不违心地一再宣读拥护斯大林和党的大量公告并签字表态,另一方面在交响乐作品中深刻地凝聚了对历史的批判和在政治高压下的内心痛苦。他的第四、第五交响曲正是30年代这种历史的深重投影。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不久为这些事件平了反。 可是肖斯塔科维奇在中国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文革”中他又被作为苏联“修正主义”音乐的“反动人物”而受到批判;上海音乐学院曾有三个学生因热衷地学习他和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而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文革”后中央广播电台还迟迟没有播出他的作品。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肖斯塔科维奇和其他西方现代作曲家的作品逐渐被介绍到了我国,但是在介绍肖氏时他的这些经历都被忽略了,而这种受迫害的畸形经历正是我们理解他作品不能回避的重要部分之一,也正是他交响乐艺术个性的另一方面的独特来源。 《第七交响曲》是早已被全世界公认的表现苏联人民抗击德寇侵略的“战争交响曲”。在我国,1959年左右曾放映过一部《列宁格勒交响曲》的苏联影片,就是表现在被德军围困九百天的列宁格勒——英雄城为演出这部交响曲的种种经过的音乐片。当时处在极度艰苦中的列宁格勒,音乐会的工作人员老大娘用马铃薯汁涂染指挥的白色燕尾服;由前线调回参加演出的小提琴手在在越过火线时琴盒被流弹打碎,演奏员幸免遇难,这许多感人的情节,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在那样艰苦的战争中,为什么苏联方面如此高度重视这样一部交响乐作品的演出?这个事件本身就说明了苏联人民具有高度的文化音乐素质、民族的自尊精神和民族的凝聚力,把这一演出视为向世界、向敌人显示民族强大的生命力的必胜信心的示威和庄严誓师。这对今天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不是也有着启迪意义吗? 这部交响曲已成为世界人民抗击法西斯的精神旗帜,如此巨大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作用,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字为世界人民所敬重。可是,在苏联,在全世界,对这部作品用“战争交响曲”来评论、来认识已经是历史性的定论了,我们目前的解释和介绍就是以此为根据的。 但是在1982年,我们又读到了由肖氏晚年的采访者、当时年轻的苏联音乐学家所罗门·沃尔可夫根据他和肖氏多次谈话和笔录,并按肖氏要求在他死后方能发表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见证》一书。这本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德国、美国两度出版,在我国由叶琼芳译,外文编译出版社出版。回忆录中记述了肖氏一生在斯大林时代不得不成为“两面人”的“内心流亡者”的深深的痛苦,其中也记载了关于《第七交响曲》的真正内涵。他说道: “战争带来了许多新的苦难和破坏,但是战前可怕的年代我也没有忘记。我的交响曲,从‘第四’开始全是说这些年代的,包括‘第七’、‘第八’在内。 “我的交响曲多数是墓碑。我国人民死在和葬在不知何处(即使他们的亲人也不知道)的太多了,我愿意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他说“把我的‘第七’、‘第八’交响曲和《第八弦乐四重奏》列入‘揭露法西斯主义’范畴,除非又聋又瞎是不会这样做的。”“‘第八四重奏’是自传式的四重奏,其中有一首俄国人谁都知道的歌曲《狱中之苦苦难熬》”。 他说:“《第七交响曲》的终曲是‘凯歌式的终曲’也是荒唐话。” 他尤其说道:“我是因为被大卫的‘诗篇’(指圣经旧约的‘诗篇’——作者注)深深打动而开始写《第七交响曲》的。这首交响曲还表现了其他内容,但是诗篇是推动力。” “如果在每次演出《第七交响曲》之前朗诵一下‘诗篇’的话,对‘第七’的蠢话就会少出来一些。” 啊!我在1982年初读此书时是多么惊讶!不仅我,朋友们奔走相告,莫不被极大地振动!我更可以想象: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许多音乐学家、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