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大思想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docxVIP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大思想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 旧人道主义的生成:新人的产生和成熟 自18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崛起以来，几个具有政治和历史意义的名称问题一直是其必然的主题。“谁是错误的？”“发生了什么？”“谁在俄罗斯生活？”等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继承了俄国文学中“小人物”和“多余人”等题材, 并开创性地回答了上述问题。这其中, 他的五部思想性长篇小说 (《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 更是大力开拓了“多余人”群像的广度与深度。 这五大思想小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其一是描写作为西方派的“多余人”后代或者变体, 这些出生在俄国的知识分子精英, 是曾被人民寄予厚望却最终让人民无比失望的典型, 作家对他们既爱又恨, 重点批判他们后天所受的外来思想;其二是塑造俄国未来一代的形象, 通过描绘他们早年经历中非凡的人生迷误, 最终把他们树为正面的典型, 塑造为俄国人民和俄罗斯文化希望的化身。正是在这一贬和一褒之间, 凸显出作家本人的根基主义立场。 本文所指的五大思想小说, 其分类依据主要来自于别尔嘉耶夫的一个说法, 但又并非完全遵循他的解释。别尔嘉耶夫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 即《地下室手记》之前和之后:“在这两个时期之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了精神上的根本变化, 在这个变化之后关于人的某种新的东西给他以启示。从此以后才开始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即《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 (Бердяев, 2002:353) 别尔嘉耶夫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两个时期分别叫做旧人道主义时期和新人道主义时期, 并认为在前一时期作家“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 对所有不幸之人、受委屈之人和堕落之人的俄国式同情, 对人的心灵之价值的俄国式感受”, 而自《地下室手记》开始, 作家就“成为旧人道主义的敌人, 成为人道主义乌托邦和幻想的揭露者。……他克服了旧人道主义天真、简单的因素, 一种全新的、悲剧的人道主义给他以启示。” (Бердяев, 2002:354) 别尔嘉耶夫以新旧人道主义的标准划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时期, 其理由值得商榷, 仅就这五大思想小说而言, 笔者认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重点开始侧重于理性 (功利化的工具理性) 和天性 (以信仰为主要载体的价值理性) 之争, 批判的锋芒集中瞄准唯理性主义或理性至上主义, 他的人道主义激情依然贯彻着人文关怀的亲切感和宗教探索的指向性。 一 奥涅金其人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一类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多余人” (лишнийчеловек) 一词最早出现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中, 是主人公丘尔卡图林的自称。后来赫尔岑在《往事与沉思》中借用该词来评价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同名主人公, 此后这一称谓就被俄罗斯学界广泛采用, 用来指代跟奥涅金相类似的人物形象, 比如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格里鲍耶多夫《智慧的痛苦》中的恰茨基、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等, 并追认奥涅金为“多余人”的鼻祖。“多余人”多系出身高贵的青年知识分子, 前途广阔却鄙视做官, 因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而无所事事, 甚至在决斗、恶作剧等琐事中虚度年华, 因而在祖国的环境里 (一般被贵族阶层) 被视为异己。俄国文艺学家尤里·曼认为, “多余人”的典型特征是“精神上倦怠、深刻的怀疑主义、言行不一, 而且还是社会的消极面” (Манн, 1987:204) 。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多余人”概念的阐释, 多见于他对普希金笔下的主人公奥涅金的解释和引申。在1866年之前的作品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论及奥涅金所代表的一类人的形象特征和形成原因, 比如, 在发表于1861年的“关于俄国文学的系列文章” (共5篇) 中, 就有对奥涅金之类的人物的集中思考。尽管在这些作品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直接把奥涅金之类叫作“多余人”, 但其论述与学术界对“多余人”特征的界定是基本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认为, 奥涅金是在无意中 (即非主观) 成为无所事事、苦闷彷徨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后来, 又把奥涅金之类的人物称作祖国大地上“不幸的漂泊者”:“这种漂泊者是我们这个脱离人民的社会中历史注定必然要出现的历史性的俄罗斯受难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9:980) 在笔者看来, 像奥涅金之类的“漂泊者”其实就是“多余人”。经过俄国文学画廊的传承, “多余人”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又得到繁衍和延续, 已经拥有了众多后代或者变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多余人”后代或变体, 具有共同的最主要的外在和精神特征:他们都受到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和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诱惑, 脱离了本民族的文化土壤, 成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