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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国际工程承包保函的影响 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推进为中国国际工程承包商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基础设施落后，可以与我国工程承包行业的优势富余产能进行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在进行国际工程承包的过程中，包括投标保函、预付款保函、履约保函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国际工程承包保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银行助力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一、 fidic系列合同条件在我国基本法上的应用 一般而言，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中都有关于处理特殊情况的方法和程序的条款，由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简称FIDIC）编写的FIDIC系列合同条件应用最为广泛。因此，对其中相关条款进行分析，有助于客观地认识新冠疫情对基础交易的影响和可能导致的违约风险。 （一） 从业主处得到工程进度的延迟 2020年4月，FIDIC针对此次的新冠疫情发布了相关条款使用的指引备忘录，国际工程承包商可据此行动从而避免出现违约。下面以FIDIC系列合同条件中的施工合同条件（简称为“红皮书”）为例，分析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条款。 1.2017版“红皮书”的4.8条“健康与安全义务”和6.7条“健康与安全”。该条款规定了承包商的一项重要义务，即承包商须保护好施工现场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其中还提到了要“防止流行病的发生”。这意味着承包商有义务采取措施（例如控制现场工作人员人数）来减缓某种流行病在工程现场的传播，其结果很可能是工程进度的放缓。如果承包商履行了其健康义务，却无法按照正常进度如期完工，是否必然会导致其违约？答案是否定的。“红皮书”的8.5条“竣工时间的延长”中的d款规定，对于“由流行病或政府当局的原因导致的无法预见的人员或物品的短缺”造成的工期延误，承包商有权要求业主延长工期，进而避免由此导致的违约。该条不仅适用于承包商履行健康义务造成的延误，还适用于传染病带来的承包商物料短缺导致的延误。 2.2017版“红皮书”的8.5条“竣工时间的延长”。除了传染病直接导致国际工程承包项目延误的情况外，项目所在地的有权当局为控制传染病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例如在现场进行更严格的健康与安全检查）也会造成延误，但根据该条款，在此情况下，如果承包商满足了一定的条件，即积极遵守了当局指定的程序、当局干扰了承包商的工作且该延误是无法预见的，那么承包商也可以要求业主延长工期。 3.2017版“红皮书”的13.6条“因法律变动而调整”。为抗击疫情，许多国家政府颁布了紧急法令（如社交隔离）来限制病毒传播，但也使承包商不得不对工程实施进行调整，进而影响到工程进度。这种情况下，承包商可以按照该条款的规定从业主处获得工期顺延。 4.2017版“红皮书”第18条“特别事件”（1999版中称为“不可抗力”）。如果疫情特别严重或当局的防疫措施力度很大，导致工程完全停工，那么承包商除了可以按照前述条款获得工期顺延之外，还可以考虑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判断该情况是否属于“特别事件”，进而根据该条款获得工期顺延，甚至是终止合同。 （二） 国际工程承包保证项目合同的履行问题 不论新冠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由此引发的停工并不必然由承包商承担责任。根据合同条件中的规定，在新冠疫情还不构成不可抗力时，承包商也可以向业主索赔工期；而在新冠疫情影响特别严重时，则可以根据不可抗力条款终止合同。只要承包商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行事，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得到合同关系的保护并避免违约的，相应的国际工程承包保函也不会被索赔。 然而在承包商试图获得合同条款保护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无法顺延工期或终止合同的风险：首先，承包商须要按照合同要求的程序行事，比如前述工期顺延的获取需要承包商按照合同的索赔程序在事件发生后28天内向业主提出索赔，否则会失去一切索赔权利；再比如，发生“特别事件”之后，承包商有义务在14天内通知业主，这样才能及时免除相应的履约义务；其次，涉及抗疫相关法律的问题，须要获得专业的法律建议来判断是否属于合同中关于法律法规的约定，并适用相关条款；最后，FIDIC的“红皮书”中对承包商索赔工期的规定比较宽松，因此该合同范本也常常被称为是“亲承包商的”，但如果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使用了其他的对承包商不太友好的合同范本，或者虽然采用了FIDIC的合同条件但修改、删除了对承包商有利的条款，那么承包商要想获得相应的工期顺延或终止合同的权利就会变得更加困难，违约风险也会更大。 二、 新冠形势下国际工程合同风险分析 （一） 对相应信贷要求的修改 如前所述，按照国际工程承包合同，承包商通常可以因新冠疫情而对项目工期进行顺延，这种情况下，受益人（业主）很有可能要求承包商对相应的银行保函进行延期，甚至通过向担保行发出“不延期即付款”的要求，来迫使银行保函的有效期得到延长。 通常情况下受益人的延期请求并没有强制性，担保行仅按照申请人的指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