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之正当性.docxVIP

论我国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之正当性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由社会资本注入或上市的金融机构逐步发展。一些大型金融企业开展跨业务运营，同时一些非金融企业也参股甚至控股金融机构，产融结合不断深化。金融集团的运营有利于促进效率，但也可能造成金融业盲目扩张，进而导致系统性风险。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9月11日发布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范了金融控股公司的运营，也对金融控股公司提出了包括持续注资、提前制定恢复与处置计划等的要求，类似于境外的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制度。 一、 金融机构与股东加重责任 有限责任是公司法之基石，对于促进投融资活动、发展资本市场不可或缺。 然而，有限责任制度同时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成本，主要是股东与债权人间的代理成本。在有限责任之下，股东具有较强的追逐风险动机，因其可获得高风险投资所伴随的高收益，潜在的亏损则可以与债权人共同分担。公司在股东控制下还可能通过资产置换，增加负债而损害债权人利益。因此，公司法上提供了刺破公司面纱、资本维持原则等制度以保护债权人利益，缓解有限责任带来的代理成本问题。债权人也可通过在合同中添加债务契约条款及加速到期条款以保护其自身利益。公司法提供有限责任原则对于债权人而言总体上利大于弊。 不过，由于有限责任制利弊并存，历史上不乏限制甚至突破有限责任的立法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十九世纪末期与二十世纪初期曾采用一种股东按份责任制(pro rata liability)。 尽管有限责任已被各国公司法普遍采纳，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制度在金融监管史上其实并不罕见。在19世纪末期，美国各州普遍采纳了商业银行的双倍责任制，银行的股东在银行资不抵债时不仅失去所有的股权投资，而且需要承担额外的责任。额外责任的数额一般是投资股票的面值。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金融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诸多规则也建立了金融控股公司承担股东加重责任的制度，突破了有限责任的安排。此外，日本、俄罗斯也有类似规定。 理论上，金融机构与普通公司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金融机构具有高杠杆、高风险的特征，并且其倒闭一般对社会影响深远。在金融机构发生亏损而可能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时，政府可能被迫救助金融机构，进而产生“大而不能倒”的问题。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债权人的代理成本，保护了金融机构的债权人。金融机构的母公司或股东至少部分承担了救助义务，降低了政府被迫救助这些金融机构的可能性，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 与普通公司相比，金融机构追逐风险的行为难以由债权人通过合同方式控制。例如，商业银行的债权人一般既包括金融机构，也包括大量的储户。后者可大致归为非自愿债权人，一般只能接受银行提供的格式条款，也缺乏激励与能力去监督银行。为了防范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债权人一般需要通过合同约定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债权人无法通过合同自我保护的情况下，有限责任的突破具有更强的正当性。 此外，由有限责任造成的道德风险与债权人利益损害并不能完全通过金融监管克服，而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制度能弥补金融监管之不足。金融监管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不足，未必能够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在金融监管史上，股东加重责任制度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立法者对于管制能力认知的影响。美国于19世纪末一度采纳了银行的双倍责任制，加重了股东责任。然而，随着20世纪美国开始逐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人们普遍认为存款保险制度与双倍责任制相比能够更好地防止银行倒闭，保护存款人利益。 尽管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有一定社会效益，但这一制度毕竟突破了有限责任，可能提升信息成本、限制股权转让、抑制分散投资、提升破产成本。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如何能够通过规则设计避免这些弊端，是这一制度能否成功的关键。 二、 各国的任在各国 从比较法视野来看，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在各国并不罕见。作为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制度的发源地，美国的两种加重责任制度得到了学界较为充分的分析与讨论， (一) ．与登记相实的情形下，还对加害者的诉讼时的其他诉讼规则进行规制 在19世纪，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在美国各州均十分普遍。例如，宾夕法尼亚州规定股东对银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双倍责任制可以被归为“外部”股东加重责任，其适用对象为股权分散的商业银行，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法院作为美国这一时期的双倍责任制的主要执行机构，积累了大量的判例以处理这些问题。 首先，双倍责任制需要对股东的身份进行认定。一般而言，只有拥有股票所有权的投资者才需要承担股东加重责任。法院一般推定股东名册上的股东为真实股东。这一做法可以简化诉讼程序，并且也符合债权人预期。然而，对于实际股东与登记的股东不一致的情形，法律需要考虑特殊的规则处理，产生了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