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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实现 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及适用原则 2018年10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改革后，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条规定了刑事认定和刑事处罚的宽大制度。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亲自提交指控，承认指控的罪行，并打算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自行处理。”。”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目的及其适用原则。对此，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应当对程序上的量刑规定与刑法上的罪刑逻辑之间存在何种规范层面的联系予以关注，否则，刑事诉讼法上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会与刑法的罪刑逻辑和罪刑均衡之间存在重合或者矛盾，既不利于程序价值的独立实现，也不利于罪刑分析过程中的体系制约，行为人的从宽处理也会因此充满不确定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涉及罪刑均衡实现与罪刑逻辑分析的问题，作为程序法上明确存在的有关罪刑方面的规定，其与实体法上的罪刑问题之间必然存在体系关联。在具体的刑事司法过程中，罪刑均衡的追求以及罪刑逻辑关系的分析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对此，不能以程序法上的从宽事由替代实体法上的从宽事由，更不能对罪刑逻辑关系的分析过程产生不当干扰。刑法上的罪刑逻辑分析也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前提，罪刑的合理性分析与认罪认罚的主要价值取向存在一定重合，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从宽的理解会有所不同。在行为人已经认罪认罚的情形下如何予以从宽，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分别给予实体法与程序法意义上的从宽，“对于被告人自首、坦白的案件，如果被告人认罚的，对其量刑还应该适用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自首、坦白从宽处理的基础上再行从宽处罚” 二、 制度的价值取向 如何对认罪认罚的行为人予以从宽处理，会受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取向的影响，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取向，学界也存在不同认识。在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取向后，就会涉及具体的问题分析，除了关注刑法体系之中的罪刑逻辑，对刑事政策与社会认知层面的罪刑逻辑，我们也应当有所关注，因为它们同样属于刑法体系之外的罪刑逻辑范畴，对于整体法秩序中的罪刑均衡实现具有现实意义。 （一） 代各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主流导向 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取向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论认识，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观点：一是侧重于提高司法效率。例如，有观点认为，“提高诉讼效率已成为当代各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主流导向。‘公正为本，效率为先’应当是认罪认罚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 诚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不同层面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这些不同价值取向的基础之上，宏观上体现的是整体社会治理的发展，在中观上体现的则是司法领域治理的进一步法治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施行，既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延伸，又是刑事司法改革对以恢复性司法为圭臬、以合作式司法为核心的犯罪治理现代化变革所作的回应” （二） 动态罪刑逻辑关系 在刑法方面，罪刑逻辑关系的理论问题体现于不同层面。单纯的罪刑逻辑关系问题侧重于中观层面，其既不是着眼于微观的刑法学问题，如具体的犯罪论与刑罚论，也不是着眼于刑法的理念等宏观问题。罪刑逻辑关系的主线是罪与刑的关系，而罪与刑的关系又具有静态与动态等不同的视角。一方面，静态的罪刑逻辑关系主要是指具体罪刑规范中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的独立存在及其相互关系，这样的罪刑逻辑关系具有不同的体现，其主要包括罪刑顺序在客观现实及其观念意识上的一般体现。另一方面，动态的罪刑逻辑关系会延伸至个罪规范制定前的犯罪化以及法定刑确定之后的量刑活动。罪刑规范的要素构成以及罪刑关系的逻辑顺序，是刑法规范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内容体现，并不局限于刑事司法的范围，也包括刑事政策乃至社会认知方面。 除存在论意义上的罪刑逻辑关系，在目的论层面的罪刑逻辑关系所发挥的实质作用，也属于罪刑逻辑的理论范围。其中，目的论层面主要是指在罪刑逻辑关系中，强调刑的主导作用以及刑罚功能的具体导向。例如，对刑罚的社会功能所做的考量以及刑罚和其他社会要素对定罪所产生的影响等，而不只是定罪判断中的刑法解释及其法律推理。刑罚具有目的，“如果某项制裁方式不是有目的地剥夺权利和谴责，便不算是刑罚方式” （三） 罪刑逻辑关系 针对罪刑逻辑的问题，除立法与司法上的罪刑逻辑，刑事政策与社会认知层面也具有不同的罪刑逻辑关系。刑法意义上的罪刑均衡是基础，伴随刑事政策与社会认知的刑法适用及认罪认罚也具有相应的罪刑要素，但刑事政策与社会认知识层面的罪刑逻辑关系相较于刑法意义上的罪刑逻辑关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1. 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的内在表达 刑事政策层面的罪刑逻辑并不只限于刑事实体法层面的考量。刑事政策不仅具有指引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