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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 2010年，安顺文化、体育厅因涉及张健东和其他“安顺地方戏曲”纠纷，呼吁人民法院认定三被告“千里之旅”骑侵犯了“安顺地方戏曲”的名称权，并要求三被告取消影响力，停止发行电影《千里之旅》。但是,两级人民法院均判决原告败诉。在本案起诉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颁布了法发[2009]16号司法解释,该解释规定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特殊保护,可惜的是原告并未引用该司法解释,更未从该司法解释中引申出权利。审理本案的两级法院也并未正确行使“释明权”,最终导致原告败诉。如果该案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正确披露《千里走单骑》中使用的《战潼关》和《千里走单骑》为“安顺地戏”而“非云南面具戏”,进而要求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甚至提出利益分享, 该案原告或许不会败诉。该案判决结果存在的问题,说明在我国目前的民事审判中,需要法官在审理涉及此类案件时充分运用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同时,还要发挥法官的智慧,依据法理和法律的基本原则,构建我国非遗保护之私权体系。 2014年9月2日,国家版权局向社会公布了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为完成《著作权法》中已经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的立法任务迈出了明显的前进步伐。如果该条例正式通过并实施,这将是我国在非遗私权保护方面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如果该条例被通过并实施,其他非遗的私权保护也完全可以参照该条例进行立法。因此,本文将研究的对象包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内全部非遗的私权保护。 私权体系之构建应从该权利存在的法理基础、权利主体体系、权利客体体系、权利范围及类型体系、 权利限制、民事责任这六个大的方面来进行构建。 1 文化本位说:“非遗私权,是一种部落本位法律本位说,是在我国长远利益的历史 对于非遗能否获得私权保护,我国一些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赋予非遗私权不仅在法律逻辑上不自洽,而且是一种承袭过去的“氏族本位”或“部落本位”的立法理念,从我国长远利益着眼也是有害的。 1.1 公共用地的权益保护 在经济学领域有一个著名的“公地悲剧”理论,其内涵是由于公地上没有任何权利的存在, 使公共用地任何人都可以无限制使用,导致公地过度损耗,进而损害所有使用者利益。 1.2 “使用、创造非遗”导致利益受损 由于非遗属于公用产品,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而使用者对非遗的使用往往是一种过度使用,甚至超越了非遗原有的使用方式范围,造成对非遗的歪曲、贬损使用,如将“冼太夫人”注册为 “米、面粉、酱油”等类商品的商标,造成了不良影响。另一方面,使用者因使用非遗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保存、创造非遗的民族、群体、个人却得不到任何经济补偿,甚至还要向利用非遗创造出新的“新成果的”使用者支付相关的专利费、商标许可费、作品的报酬等,如美国的孟山都公司盗窃中国的一种野生大豆植物而研制出高产基因,在中国申请六十余项高产基因专利就是一典型案例。我们经常说不能将属于公共领域的财产纳入私权领域。但是我们发现处于公用领域的财产实际上是由私人保存、传承的,如果不将其纳入私权领域,必然是一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结果。 因此,将非遗视为公用财产与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平正义”观念是不相符的,而赋予其私权(当然其权利应有所限制),更符合公平正义这一价值观念。同时,非遗的私权保护也能平衡社会公众与非遗保存者、传承者、相关群体、族群之私人之间的利益。 1.3 非遗作为创新成果来源的法律依据 现行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是创新“成果”,而不保护作为创新“源泉”的非遗。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创新“源泉”私权保护的价值。如果没有这些非遗,很多知识产权的客体即创新“成果”不可能被创造出来。我们无法否认那些非遗相关群体、保存者、传承者在发展、延续、保存非遗方面作出的贡献,更没有任何理由排除非遗相关群体、保存者、传承者的私人利益—无论是精神利益还是经济利益。在他人利用了相关群体、保存者、传承者创造、发展、保存、传承的非遗获得巨大利益的情况下,不保护作为创新成果来源的非遗,显然无法自圆其说。最高人法院在2011年12月颁布的〔2011〕18号《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非遗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应当予以保护。由此可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是:我们现在不仅要保护“创新”—现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的客体,同样也要保护“创新的源泉”—非遗。在 《乌苏里船歌》案中,法院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我国各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资源,受法律保护,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1.4 民间文学艺术表达 1976年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