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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刑事执行巡回检察监督的困境与出路 对监狱、监狱和其他监督机构的检察官监督是中国刑事诉讼最传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完善，它逐渐演变为“移动和任命相结合”的移动检察官制度。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巡回检察面临困境，如何破解难题，有必要研究解决。 一、 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制度的发展 （一） 逮捕检察官的方法 1957年，检察机关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对劳动改造单位的检察工作要经常化”指示，开始对劳改场所实行“驻场检察”，成为派驻检察的开端。 （二） 检察官办公室的巡逻方法 巡视监督是许多国家对监管场所刑事执行监督的通用做法。2002年联合国通过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OPCAT), （三） 巡回检察制度的构建 在巡回检察改革初期，曾有过取消派驻检察、撤回派驻检察人员的声音。随着改革的推进，采用“派驻+巡回”的检察模式，既发挥“驻”的便利，又发挥“巡”的优势成为改革共识。通过巡回检察的“动态监督”补益派驻检察的“静态监督”，中国特色的巡回检察制度构建显得更加完整立体。 巡回与派驻检察的结合点在于派驻检察室。2019年1月施行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把设立派驻检察室作为派驻检察工作的法定形式。 二、 在疫情控制下，检察官办公室面临的经验 （一） 监管场所：取消轮班执勤，取消轮班执勤 监管场所因在押人员高度聚集，碍于监管力量和场地空间限制，一旦发生疫情很可能出现“星火燎原”的蔓延之势。为防止疫情输入，监管场所通常进行封闭管理，目前浙江地区的监管场所就是采用禁止人员出入，取消轮班执勤的全封闭式管理模式。从现实防控考量，实地式的巡回检察会带来较多人员流动，存在输入型疫情隐患，固定人员、减少流动、避免接触，规定“检察人员原则上不再进入监管场所”成为最优选择。 （二） 监管场所疫情防控范围不同 一是监管场所检察人员既要外防又要内控。派驻检察室不属于监管场所管理，但属于监管场所疫情防控范围，成为“外防输入”和“内防扩散”的双重防控对象，有些地区对检察人员的防控要求甚至高于监管场所的民警。二是监管场所不是疫情真空地带。截至2020年2月25日，全国已有湖北、山东以及浙江三个省5所监狱发生疫情感染，确诊新冠肺炎病例555例， （三） 事故检察主体责任重 首先，担负疫情防控检察相关责任。监管场所的大门出入、安全防范、生活卫生、民警的监管执法等是违法违规的多发点，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相应成为检察监督的重点。其次，担负监管事故调查处置责任。管控措施的升级，使监管更为严格，少数在押人员的抗拒改造心理也会增强，发生破坏监管秩序、脱逃、伤残及出现疫情传播等监管事故的可能性增大，检察机关作为事故检察主体，承担着监管事故调查的压力。最后，担负民警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查处责任。监管场所采取封闭执勤模式后，监区一线的民警长期在岗执勤，长达几十天甚至数月，身心濒临极限考验，可能因责任心不强或存在侥幸心理，发生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失职渎职行为，或者借疫情防控之机体罚虐待被监管人亦或采取不及时救治、故意使被监管人受感染等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须履行好调查核实乃至立案侦查职责。 （四） 监督控制责任履职的压力 一是党委和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法委更加重视监管场所疫情防控，不少地方党委或政法委主要领导带头深入监管场所一线检查，给检察机关的疫情防控监督责任履职是否到位带来压力。二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关注。监管场所因其敏感特殊，在公众眼中有一定“神秘感”，多所监狱发生疫情感染的信息成为新闻热点，受舆论广泛关注。三是包括在押人员家属在内的群众监督。疫情防控期间，在押人员与家属亲情会见暂停，联系不畅，家属通过各种渠道关心了解监管场所内在押人员的健康、疫情防护防控等情况，对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形成监督压力。 三、 部分被隔离 疫情应当被隔离，但法律监督不能随疫情一同被隔离、屏蔽在高墙之外。非常之时，要有非常之策，探索重大疫情防控期间的监管场所检察监督模式，成为现实需要。 （一） 封闭隔离检察模式 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隔离阻断、减少接触。前期，不少地方检察机关曾采取封闭隔离的检察模式，如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检察院要求派驻检察室干警与看守所民警共同封闭隔离；福建省福鼎市驻看守所检察室采取全封闭式派驻，检察人员与看守所工作人员共同执勤轮换。 （二） 依托独立检察室承担防疫防护要求 派驻检察室是承担所驻监管场所疫情防控“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检察责任的主体，应当充分发挥阵地优势。一是固定场所优势。经过多年的规范化等级建设，不少派驻检察室场所相对独立，甚至是独门独院，独幢小楼，与监管场所相对隔离。检察人员完全可以在做好防疫防护前提下，依托独立的派驻检察室为主阵地，在隔离环境下办公办案。二是机构人员优势。派驻检察室本质上是一个机构部门，而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