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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美刑法的共谋罪 现在，有组织犯罪，尤其是多国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已成为对世界未来的最大威胁之一。 一、 美国刑法关于合作犯罪的规则 (一) 共犯罪的概念 在普通法上,共谋罪一般被认为是两人以上为了实施不法行为而达成协议的行为,或者为了使用不法手段实现合法目的而达成协议的行为。 1. 犯罪对象的复杂性 单人的谋议不成立共谋罪。但是,行为人没有必要明知共同共谋者的身份。 2. 行为人达成“心照不宣的理解”为更好的实践基础,我国普通法上构成要件,普通法上构成要件,普通法上构成要件,普通法上的 共谋罪的行为要件表现为不法协议。不法协议是指所有共谋者就实施不法行为或者使用不法手段实现合法目的而达成意思表示一致。作为共谋罪核心要件的协议没有必要是正式的协议,行为人之间达成的“心照不宣的理解”即可构成协议。而“心照不宣的理解”可以从共谋者的行为中推导出来。在普通法中,共谋罪的目标没有必要一定是犯罪行为。一般的违法行为,甚至是违反公共政策或者不道德的行为都可以作为协议的对象。 3. 共建盗罪罪型 行为人仅仅明知某个特定的犯罪目标还不够,还应当具备追求、希望实现该犯罪目标的具体故意,才构成共谋罪。例如,A开玩笑地邀请B一起实施盗窃,B严肃地同意。A和B都不构成共谋罪。再者,行为人具备概括故意(generalintent)也不能成立共谋罪。例如,A对B说,咱们一起犯罪吧。B本来正有此意,同意了。A和B仅具有概括故意,不能成立共谋罪。此外,控方没有必要证明被告人明知共谋的所有细节、 4. 一些制定法律要求的外部行为可能 目前某些制定法(例如《美国模范刑法典》)等要求共同共谋者在推进共谋的过程中至少实施了一个外化行为才能追诉共谋罪。 (二) 讨论犯罪的惩罚 目前一般认为共谋罪的可罚性根据有如下两个: 1. 根据罪的构成条件,可认定为培养经营罪 行为人就犯罪或不法行为等实施达成合意,表明共谋罪成立。可见,“共谋罪为法律在反社会后果仍然可以预防的早期阶段实施干预提供了正当性根据”。 2. 单个人所造成的危险 普通法的通常观念是:两个人联合起来实施犯罪所造成的危险远胜于单个人独立实施犯罪所造成的危险。共谋罪对社会造成的危险远胜于同样的人单独实施犯罪所造成的危险。 (三) 集中限制的原则 “基本的共谋原则在现代刑法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在犯罪目的的背后,集中多人的力量、机会和资源比一个单一的不法者更危险,而且更难以控制。为了对付此种危险的犯罪联合,政府必须享有使定罪更容易、惩罚更严厉的特别法律原理方面的优势。” 1. 没有必要达到应用目的罪所需的行为 普通法的基本立场是:共谋本身具有可罚性,是一种犯罪。外化行为不是共谋罪的构成要件,但可以作为证明共谋罪的证据。外化行为没有必要是犯罪行为,没有必要是共谋的对象即目标犯罪,也没有必要是违法行为,合法行为本身都可以被视为外化行为。共谋罪的成立在客观方面其实不需要达到未遂罪所需要的行为程度,可以说离目标犯罪的完成极其遥远。所以,共谋罪的入罪门槛是很低的。这为刑罚权的提前发动提供了正当性根据。 (2) 数罪并罚的原则 共谋罪独立于目标犯罪而具有可罚性。一旦目标犯罪得以实施,则应当对共谋罪与目标犯罪实行数罪并罚,而不能用目标犯罪吸收共谋罪。这点与英美刑法中目标犯罪完成后未遂罪和教唆罪(solicitation)被目标犯罪吸收的规则是截然不同的。 (3) 单独参与共建的原因不同 传统普通法认为,部分共谋者实施了目标犯罪,而部分共谋者仅参与共谋,单纯参与共谋的共谋者承担共谋罪的责任,而实施目标犯罪的人同时承担共谋罪和目标犯罪的责任。不过,1946年美国平克顿案(Pinkertonv.UnitedStates) 2. 程序法的优势 (1) 共同没有向人道国的证据 由于入罪门槛较低,与之配套的证据规则比较宽松。显著的表现之一是共同共谋者传闻证据例外规则得以承认,即一个共同共谋者在共谋过程中或在推进共谋的过程所作的陈述,可以用来指控一个共谋者。 (2) 达成协议之地与实施外化行为之地不同 由于共谋罪独立于实体犯罪而具有可罚性,因此达成共谋协议的地点,以及为了推进共谋而实施外化行为的地点,都是犯罪地。但是,达成协议之地往往与实施外化行为之地不同。此时,控方可以根据其追诉的便利选择管辖地。 (3) 实施追诉时效的前提是完成目标犯罪 控方可以规避实体犯罪的追诉时效而追诉整体的共谋罪。普通法认为共谋罪是一种持续进行的犯罪。当事人协议实施犯罪后通常必须经过一段时间采取步骤完成目标犯罪。追诉时效只有在共谋罪终止即目标犯罪完成或共谋者脱离共谋之后才启动。若共谋者没有完成目标犯罪或没有脱离共谋,则追诉时效尚未启动。但是,控方可以等到目标犯罪的追诉时效已经超过,但是共谋罪的追诉时效尚有效的情况下以共谋罪追诉被告人。前提是将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