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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热的历史与现实 几天前，由北京市委组织和北京市党的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学习汉学”专项培训班在北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顺利举行。这次国学专题班邀请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市委党校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分别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佛教文化、审美文化、建筑文化、中医养生文化等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向北京市部分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详细的讲授, 深受学员的好评。很多学员认为, “把握国学思想精髓, 对于提升国学修养和领导智慧有很大的帮助”。大家纷纷表示希望能够延长培训时间, 更多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领导干部对待国学的热情可见一斑。 领导干部对于国学的热情只是当前中国社会“国学热”的一个片段和缩影。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 由政府、知识界和民间三重力量推动的“国学热”就已经在神州大地广泛出现并不断升温。从政府在海外成立百余所孔子学院, 到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 到各大媒体借助现代传媒不断推出“学术超男”和“学术超女”, 国学类讲座和图书不断成为新宠, 再到民间各种祭孔、读经活动的广泛开展, 无不体现出国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及其对民众的广泛吸引力。 事实上, 关于国学讨论的热潮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 最早的一次讨论是在晚清。晚清时期, 在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下, 我国以农耕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暴露出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保守、封闭和迟钝的特征。随着清王朝在西方文化的隆隆炮火中轰然倒塌, 传统文化作为传统社会的价值核心和意义支撑逐渐丧失了对传统社会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证明, 其意义和价值伴随着“亡国灭种”的威胁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 一批长期深受传统文化浸淫、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国粹派人士出于对西学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忧思, 提出“国学”的概念以对抗“西学”, 试图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特征的坚守来实现“保国保种”、追求独立和自由的时代诉求。 据考察, “国学”概念最早提出于20世纪初。1902年, 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中就已经开始使用“国学”一词了。1905年, 邓实、刘师培等人在上海创建“国学保存会”, 并创办《国粹学报》。在1906年的《国学讲习记》中, 邓实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 因以成国焉, 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 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 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其后, 章炳麟于1906年秋在日本东京创立“国学讲习会”、“国学振起社”, 并把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中国历史都纳入授课内容。对什么是国学和为什么要讲习国学, 章炳麟在他主编的《民报》第七号所载《国学讲习会序》中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夫国学者, 国家所以成立之源也。吾闻处竞争之世, 徒侍国学不足以立国矣, 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 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乃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 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可见, 邓实、章炳麟等人都是从中国固有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国学的, 并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支柱。所以, 胡适提出的国学乃“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 大体概括了国学的内涵, 即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文化的总称。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 把晚清时期国学和西学的争论推到了极端。五四时期, 蔡元培曾感叹说:“主张保持国粹的, 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 说中国文化没有价值。这是两个极端的主张。”按照不同的文化主张, 中国社会内部分化为激进派、保守派两大派别。两大派别尽管对于国学和西学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定位各执一端, 但是对于急于冲决罗网、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热血沸腾的中国人来说, 激进派的文化主张似乎更有变革社会的说服力, 于是整个社会基本确立了“要重建中国新文化, 必须要彻底地批判和清算传统文化”的认识。虽然五四后期国学的讨论逐渐平息, 然而五四时期确立的这个认识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第二次“文化热”。这次文化热的主流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思想, 基本上仍以否定传统文化, 崇尚西化为特征。 和五四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否定传统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文化热”不同, 当前“国学热”主要以肯定传统文化为基本基调。“国学热”的这个特点契合了当代社会发展和社会实践的新特点, 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首先, 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特别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等观点的提出, 中国人终于打破五四以来一直在灵魂深处存在的“事事不如人” (胡适语) 的文化自卑心理, 找回近代以来失落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