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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的局限柏克与英帝国的宪政危机 七年战争（1756-1763）后，英国担心债务问题，转向美洲国家殖民地增税和免税，陷入政治危机。这场危机愈演愈烈, 在美洲方面表现为逐步升级的革命浪潮;在英国方面, 则表现为宪法和代议制的不足为用。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 我们可以把这场危机视为英国宪政秩序的一次重大转折, 以及美国宪政秩序兴起的先声。旧秩序之下的英国才智之士, 大都对这一重大秩序变更有所反应, 但立场迥异。比如, 作为立法者 (英国下议院议员) 的爱德华·吉本, 皇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 带着博雅之士的政治疏离感, 保守地站在了维护英国现状、反对美洲革命的立场上。 柏克在美洲危机期间的言论给人这种印象:通过立法者的谋划、政治人物的行动和宪法秩序的重构, 适足应对美洲事务。虽然如后人所见, 柏克并未完成这一重任, 但其在英国宪法危机时刻呈现的洞见和勇气, 却成为剖析“立法者局限”的绝佳案例。柏克亲身展现了“私智”与“天命”之间的深刻缠斗:在世界历史的天命流转中, 一颗深植于哥特宪法 一言以蔽之, 柏克所面临的难题在于:是否能通过对英国宪制的改造与重构, 使英帝国秩序得以拓展至美洲, 同时又无碍于殖民地的自由?或者说, 英国宪制下的“自由帝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本文在对柏克作为思想/政治人物的定位之上, 对其遵循的智识传统、置身其中的政治情境进行剖析与读解。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并非一篇对当时英国史的解读, 毋宁说是基于历史法学 一、 立法者白克面临的宪法问题 (一) 立法者的替代 立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都是君主的使命, 比如马基雅维里笔下的罗慕洛、吕库古或美第奇家族。而这一在17世纪威胁过英国宪制的君主问题, 到了18世纪的柏克时代已经转变为议会斗争。“议会立法者”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君主立法者, 并成为后世之常。所谓议会立法者, 是指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 借助政治辩论推行政治主张、通常具有议员身份的政治人物。 君主诉诸剑与火的地方, 议会立法者们将诉诸演讲与论战, 立法从“行动”变为“言辞”。但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 政治地演说与写作, 本身就是一种行动。 柏克对新与旧的理解, 将影响他此后提出的美洲方案, 而其局限性也深植于此。柏克的“旧”, 主要体现为他对英格兰古老宪制 (Ancient Constitution) 的服膺, 其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也在这一传统中呈现。柏克的自由主义, 并非如后世施米特所批判的那种缺乏决断的自由主义 (二) 柏拉图对英国政制的批判 议会立法者通过言辞起作用的前提, 是未被败坏的健全民智。换言之, 如果有败坏民情、分裂民众的现象存在, 则需要立法者站在宪法守护者的角度剪除之。在柏克看来, 当时英国国内的阴谋与党争, 实际具有腐蚀宪法根基的危机性质。 古典共和主义和英国宪制对党争的处理略有不同。在塔西佗或者马基雅维里的撰述中, 对阴谋和党争的制衡是共和主义的核心关切。《君主论》最长的一章中, 马基雅维里对阴谋问题花费了大量笔墨, 并以法国为例阐述巴列门 (Parliament) 对于化解党派阴谋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 以巴列门作为裁判机关来弹劾贵族、维护平民, 对于君主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 在写于1770年的《论当前之不满情绪的根源》一文中, 柏克对当时困扰英国政局的党争问题进行了描述:一群被称为宫廷帮的党徒, 如隐秘的地下根茎窃据了政府和皇室的要津, 形成实际上的双重内阁, 绑架了当时的英国国务, 施加影响于议员选举与法案通过, 腐蚀着下院所代表的公共精神。换言之, 到了乔治三世时期, 一度稳固的君主—贵族—平民式宪制结构, 受到了党派之争的侵扰。宫廷党徒不仅蒙蔽了国王, 而且侵蚀着议会, 从而破坏了英国宪制中至为重要的平衡感。 具体到下院内部, 在对美洲事务的讨论上, 也存在格伦维尔党与柏克所在的罗金厄姆党之间的分歧。前者对美洲的定位, 类似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完全不顾殖民地正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 强调以高压手段通过议会法案对美洲课税。不仅如此, 他们对美洲政策还一日三变、朝秦暮楚, 激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柏克则认为, 以这种方式课税于美洲, 不但将激起更大范围和更高烈度的反抗, 而且即便从长远来看, 也是得不偿失的。从根本上来说, 维持美洲相对自由的贸易地位, 将更加有助于帝国秩序。格伦维尔党显然见不及此, 也无意妥协。 对立法者柏克而言, 党争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分裂共识, 而在于消解了健康的公共舆论, 腐蚀了民众的健全理智, 而这一点正是宪法能起作用的基础。柏克认为, 任由党派的纷争弥漫全国, 将导致国民的分裂, 而民众中的大多数和其中的优秀者, 将因为其声音不能表达, 而陷于狂暴的权争。党徒们以抽象的“国力增长”为幌子, 危害了自由的英宪体制。 对身处议会体制之下的柏克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