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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实践困境与出路 锚定效应作为现代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和特沃斯基研究“人类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判断和决策过程”的重要结果。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的评估中，人们对某种事物的估计会受到所展示信息的第一种影响，并根据参考点进行调整和评估现象。 刑事诉讼领域的“侦查—起诉—审判”模式是一个整体，锚定效应不太可能只存在“首尾”两个阶段，处于中间阶段的起诉环节也有可能受该效应的影响，特别是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施行，审查起诉阶段的不确定性情境和终决性特征愈见明显，尤以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提出为甚，这就为该环节锚定效应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空间和实践素材。 一、 “自我估计”的状态 按照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观点，锚定效应作为一种典型的由启发式判断机制引起的认知偏差，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把对将来的估计和已采用过的估计联系起来，同时易受他人建议的影响。当人们对某件事的性质和数量做估测的时候，其实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好与坏、高与低，一切都是相对的，关键看如何定位基点。基点定位就像一只沉锚，确定了锚位，就确定了评价体系和标准，好坏与高低也就评定出来了。 （一） 锚定效应分类 关于锚定效应的种类，不同的研究方向会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根据锚值来源不同划分，锚定效应有外部锚效应、内部锚效应和内外锚效应三种 比较上述两种分类方式可以看出，外部锚和内部锚是上述两种分类的基础，第二种分类是在前一种基础上的拓展和深化。 （二） 不充分调整模型 关于锚定效应缘何发生的解释经历了漫长的实验研究和理论阐述的过程，总结近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关于锚定效应心理机制的解释有三方面的代表性观点：选择通达模型、不充分调整模型、锚定效应双重心理模型，具体如下 选择通达模型认为锚定效应产生于与锚相一致信息的选择性通达的增长，即在有选择地补充与锚相一致的信息的过程中，锚的暂时表征在短时记忆中得到建构，由于寻找了与锚相一致的信息，因而锚的表征中随即包含了偏差信息，进而影响了后续的判断。不充分调整模型认为锚定效应产生自不充分调整，调整过程往往有一个可接受的范围，由于调整过程在可接受的边界上下终止了，即从追求准确的立足点出发不充分地矫正了锚值的影响，从而产生了判断偏差。锚定效应的双重心理过程认为在锚定效应中，存在两个心理加工过程，一个加工过程受到努力思考的系统影响，另一个加工过程不受努力思考的系统影响。 通过上述三种模型，可以看出：锚定效应对个体判断或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在于最先被个体接收到的信息或者资料，也就是所谓的初始信息，初始信息会对个体形成一个定位，直接制约着个体做出最终判断或者决策的估计 （三） 各因素之决策偏差 法律判断常受锚定效应的影响，无论法律工作者是否承认，公众是否理解，“锚定效应是一种普遍存在、十分活跃但难以消除的决策偏差。 综上，锚定效应在法律领域广泛存在，并在刑事侦查和审判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就为审查起诉中锚定效应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证经验，在对刑事侦查和审判中的研究成果进行“嫁接式”利用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对审查起诉阶段锚定效应的趋利避害。 二、 确定刑量刑建议发现的不确定性较高 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对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提出的量刑建议，除特殊情况外，法院应当采纳，这就赋予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类似审判量刑权”的职能，特别是量刑建议精准化和规范化的趋势下，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提出使该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过程中，检察机关与辩护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协商、与侦查机关的协作、与法院审判权的博弈等一系列内容均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使得锚定效应的产生存在了可能性；刑事审判领域锚定效应的研究，使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过程中锚定效应的研究具备了可行性。故而，需要对确定刑量刑建议中的锚定效应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即在确定刑量刑建议提出前，检察官会受到案件受理前或受理初期呈现的信息影响，并以这些信息为参照点进行调整，进而得出最终结论的心理机制。从本质而言，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提出是一个决策过程，是启发式思维和分析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 锚值的确定 锚值是锚定效应产生必不可少的要素，于量刑建议而言，就是检察官最初确定的幅度刑或确定刑量刑建议。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因而其最初的锚值可能是幅度的也可能是确定的。锚值与真实值既可有关，如案件事实、自首、从犯等情节，也可无关，如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何种强制措施等；既可由外部锚提供，如侦查机关的起诉意见书等，也可由内部锚提供，如检察官基于经验的预断等。如上文所言，内部锚和外部锚是锚定效应研究的基础，因而关于确定刑量刑建议的影响因素也可以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