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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政体一种特殊的宪法 近代中国建立了“远东第一中华民国”。然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起，“王国”一直关注议会内阁制度和总统制的政治选择。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对抗导致了国民议会的解散和民族民族主义的中断。单纯的政体选择演变成了 (议会) 民主与 (总统) 独裁之争、绵延数十年, 时至今日法家与史家依然聚讼不已。美国18世纪建国之初所拟宪法固然成为令人骄傲的典范, 但用现代人民主权理论仔细探究该宪制, 其中仍包含众多不民主、乃至反法治之处。例如两院平权主义下参议院的特权问题、总统否决权的滥用问题、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终身制问题等等。其实, 对于近代中国与美国的建国者而言, 人民主权理论并非他们头脑中唯一的法政思想, 在从帝制过渡到共和的建国大背景下, 他们所创设的, 很可能是以民主共和制为基础, 同时掺入了君主制、贵族制元素的混合政府。 众所周知, 亚里士多德把政府的组织形式分为三种:一人统治的君主制、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与多数人统治的共和制。它们又分别可能蜕变为如下变体, 即僭主制、寡头制与民主制。“混合政体” (混合国体) 的概念创始于亚里士多德, “混合政体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政体类型, 不如说是一种策略”, 将贵族制与民主制相混合, 其目的是弱化穷人与富人的政治冲突, 建立一种温和的而非激进的民主制。 在有的学者看来, 僵化的美式三权分立宪制造成对于共和、法治与联邦制精神的侵蚀, 而实权总统与强势参议院则是问题之源:总统制伴随着个人崇拜的问题, 这与共和自治的核心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总统制还造成文官机构的高度政治化, 造成对于法治的严重挑战;联邦制带来了两院制问题的复杂化, 强势参议院的存在反而催生了实权总统, 而总统制本身却是对联邦制精神的一大挑战。何况我们很容易找到如下例子, 即在中央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代表邦的参议院, 但其联邦制却运作得相当好, 加拿大和印度都是如此。依笔者浅见, 要理解实权总统与强势参议院的存在合理性, 不妨从古典的混合政体理论, 而非现代的人民主权思想出发。 议会的独立与“精英” 古代中国自秦编户齐民以来, 贵族势力日渐削弱, 但人民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经济地位的整齐划一, 社会上仍有基于财富与教育所带来的不平等, 皇权之外有绅权, 士阶层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比农工商阶层更为优越, 是为“齐中之不齐”。基于其英属殖民地的特殊地位, 美国在独立前各地的社会阶层状况与传统中国有类似之处, 一方面其母国英国那样的贵族阶层在殖民地非常罕见, 另一方面社会上仍有上层绅士与下层平民的区别。早期议会两院制的设置, 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阶级差别。问题是, 在帝制被推翻、贵族消亡之后, 社会上依然存在的“绅士”阶层是否拥有如下正当性, 得以独立组成参议院、以制衡代表平民阶层意志的众议院?如果基于人民主权理论, 答案是否定的, 应当消灭等级、破除参议院的贵族化特质;那么, 在参、众两院社会基础趋同的情况下, 两院制或者说参议院存在的必要性何在? 通常来说, 参议员与众议员相较, 任期更长、候选人条件也更高, 相应的参议员政治地位也可能更优。在两院平权主义下, 尽管参、众两院权力大致相仿, 但是参议员的候选人资格条件更高 (尽管不是以财产或身份为条件) 、任期更长、延续性更强、人数更少, 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参议员与众议员相较更为资深、更独立于选民, 或许也更为慎思明辨、更为温和 (保守) 、更为精英化。 对于激进的民主派来说, 独立的长任期议会是对于民主价值本身的重大威胁;作为代议士的议员如果长期脱离选民的控制, 很可能会违背选民的意志与利益行事, 而精英化 (贵族化) 的参议员对于民主的威胁尤其大。但议会两院制本身并非源于单纯的民主制, 而是混合政府的产物。在美国国父之一约翰·亚当斯看来, 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混合或平衡政体的目的就在于防止这些蜕变的发生”, “迄今为止世上最好的政府都是混合的”。参议院的作用便在于“给立法导入智慧和稳定”, 制宪者期望参议院由天才的贵族所组成, “即共同体中那些最睿智、最优秀的人, 通过人民的直接或间接选举进入立法机构的上院。在他们看来, 一个利益不同于人民代表的上院与共和主义的基本假设并不矛盾。毫无疑问, 杰斐逊和其他一些人相信, 要让平衡或混合原则得以实现, 要让不易确定的共和主义公共利益得到确认及促进, 参议院就必须体现与下院不同的原则。参议院所具有的智慧和他们的充分独立能够纠正下院人民代表诚实和善意的失误, 能够发现什么才是真正对社会有利的。” 民国时期的法律人也有类似的精英主义观点:“普选制度理论的基础是平等……人类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平等的, 所以人民当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因为平等思想沁入人心……所以大家只好将错就错, 只数脑袋,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