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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悲剧观与悲剧理论的发展 一 巩固了其对于历史悲剧的创作实践 郭沫若是著名的历史剧作家。他创作的历史剧,绝大多数是历史悲剧。他在历史悲剧的创作方面不只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这些见解还比较系统,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历史悲剧观。 郭沫若的悲剧理论是他的史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外悲剧理论家前辈们比较起来,郭沫若的悲剧观具有鲜明的突出的特点。概乎言之,一是它的革命性,二是它的实践性,三是它的历史性。 众所周知,在悲剧理论方面,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起,就开始了这种理论研究。中间经过十七世纪法国的高乃依、英国的德莱登和十八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德国的莱辛,以至十九世纪德国的黑格尔、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加以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我国,自古以来多“团圆主义”,罕有悲剧,因而没有产生过较系统的悲剧理论。本世纪初,清人王国维把西方的悲剧理论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引入我国,并围绕着对宋元戏曲和《红楼梦》等的研究和评价,阐发了他自己对于悲剧的一些见解。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些前辈们的悲剧理论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和唯心主义的成分。郭沫若生活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所以,他的历史剧悲剧理论虽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形成于四十年代初期,完善于五十年代后期,但这个发展过程却清楚地说明郭沫若重要的理论建树是在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阐述自己的悲剧见解时,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比较科学地揭示悲剧艺术的许多本质特征,彻底地扬弃了中外悲剧理论前辈们那些宿命论色彩和唯心主义成分,并提出了“可以据今推古,亦可以借古鉴今” 这种革命的悲剧观,是以郭沫若的创作实践为基础的,是他的历史悲剧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换句话说,他的悲剧理论来源于他的悲剧创作实践,而他的悲剧创作实践又丰富了他的悲剧理论。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其次,郭沫若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剧作家,同时还是一个有伟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此,他在肯定历史剧的基本性质是“剧”而不是“史”的前提下,对于历史剧(包括历史悲剧)的创作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要求,指出“写历史剧原有几种动机,主要的就是在求推广历史的真实,人类发展的历史。我们在过去的人类发展的现实里,寻求历史的资料,加以整理后,再用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那有价值的史实,使我们更能认识古代真正过去的过程”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以为郭沫若的历史剧悲剧理论对于我们当前的史剧创作,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悲剧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它与日常生活中的悲惨、悲伤、悲哀并不是一回事。悲剧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于悲中见出美,是一种美的艺术,也是一种战斗的艺术。它的特殊的战斗作用是为别的艺术所代替不了的。在世界美学史上,亚里斯多德、高乃依、狄德罗、莱辛、黑格尔、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戏剧理论权威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索过悲剧产生的根源及其本质。其中黑格尔的见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悲剧行动的真正内容,是由存在于人的愿望之中的一些实体性的、自身合理的力量所提供的。这些力量决定悲剧人物追求的各种目的”,“于是个人的行动,在特定情况之下,力求实现某一目的或者性格,同时由于这一目的或者性格,根据它给自己规定的限制,处于一种片面的孤立的地位,势必会引起和它对立的激情来反对自己,因而导致难以避免的冲突”;“在这样一种冲突里,对立的双方,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合理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双方只能把自己的目的和性格的肯定的内容,作为对另一个同样合理的力量的否定和损害予以实现,结局就是它们在伦理的意义上,并且通过伦理的意义来看,全都是有罪的”。因此,尽管对立双方的“各种性格以为自己是正义的”,但是他们都“带着有害的片面性”,所以“只能矛盾地导致悲剧性结局”,而“在悲剧结局中被扬弃的,只是片面的特殊性”,于是矛盾得到和解,达到了新的和谐,这便是“永恒的正义”的胜利(着重号为原有的;下文未注明者,均为引者所加) 在世界美学史上,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才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本质。他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中揭示了悲剧冲突的必然性,把悲剧看成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和西方那些戏剧理论权威们比较起来,郭沫若关于悲剧的论述显然是扬弃了他们的悲剧观念中的唯心主义成分,而吸取了其中体现出辩证观点的“合理的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有着共同之处。他说:“一般的说来,悲剧的教育意义比喜剧更强。促进社会发展的方生力量尚未足够壮大,而拖延社会发展的将死力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