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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时代的儒学思想 禅宗是中国古代封建皇帝的举行的世俗仪式。以往学者研究均认为此乃是皇帝好大喜功、骄奢靡费之举,抑或是宗教迷信的祭祀活动。然而汉武帝泰山封禅大典,不仅仅是“神道设教”的国家祭天仪式,而更重要的是“受命改制”,是社会转型期对精神思想和价值观念更新的大典仪式。故汉武封禅是凸显儒学思想正统化、制度化的标志,是汉武帝依托和运用中国文化“尚象”思维和感悟特征,从具体制度和礼仪上开始儒家化的历程。正如以仪式研究著称的学者维克罗·特纳(Victor Turner)在强调仪式的象征本质与文化动力时指出:“仪式(ritual)一词更适用于社会变迁相联系的宗教行为的形式,而‘典礼’(ceremony)一词则与和社会地位有关的宗教行为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其间政治——法律制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汉武封禅之意义不仅是要建构一种政制统治模式,而且更在于构架一种统治思想文化范式。 汉初,经济凋疲、百废待兴、万事草创,但诸帝却不重儒术。如《汉书·武帝纪赞》曰:“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而《史记·儒林列传》谓:“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登用,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侍问,未有进者”。然而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不仅诸侯王坐大成势,存在严重的分裂割据危机,并且世家豪族也形成一个个势力集团。在全国62郡中,诸侯王共占去47郡,余下15郡虽由朝廷直接管理,但公主、列侯的采邑又占去相当部分,致使国家呈现干弱枝强、尾大不掉之局面。景帝时,吴楚等七个诸侯国叛乱,几乎颠覆中央政府,皇权面临严重挑战,与此同时,汉朝西北边疆烽烟不息,匈奴威胁侵扰肘腋之患难消。因此至汉武帝时,汉皇朝开国以来推行的不思进取、“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既难以主导政治,也难适应形势发展,社会在呼唤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皇权,汉武帝改弦更张,竭力主张皇权专制、中央集权、尊王攘夷和大一统,又尤强调等级名分、君为臣纲和礼乐制度的儒家思想。 汉初,名儒叔孙通曾为刘邦创立朝贺礼仪,使刘邦深为感慨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然其时因四海未定“尚有干戈”,故仍汉承秦制,未暇兴儒学。文帝时,儒臣贾谊为克服弊端、伸张皇权、锐意改革,建议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变制度,行仁义,兴礼乐,推行儒家政治。然“好刑名之言”的文帝并非采纳其治道,贾谊在老朽功臣守旧势力排挤下,也无以实施其治国方略,反被污蔑为“专欲擅权,纷乱其事”。汉景帝时,儒家大师辕固生同黄老学者黄生当朝辩论政治上极其敏感的“汤武革命”论;窦太后召辕固生亲问《老子》,被其讥为“家人言”,太后恼羞成怒关其入野猪圈,景帝不忍而递剑于之而刺死野猪。时学兼儒道法术的御史大夫晁错,因力主削藩、打击诸侯,却在吴楚七国之乱中成为牺牲品。武帝初,任用推崇儒术的赵绾、王臧、魏其、武安等为丞相大臣,诏举郡国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将谋新政,“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时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建元二年(前139年)冬,赵绾等奏请“无奏事东宫”,实为“欲夺其政也”。(《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窦太后知悉后大怒,乃罢赵绾、王臧等丞相、太尉职,另调亲信任之,不久即派人伺得赵绾等“奸利事”,使其被迫自杀,新政诸事罢废,被诏举的儒者亦多黜返。直至建元六年,做了23年皇后、16年皇太后、6年太皇太后,先后掌握权势45年的窦太后去世,历史才给予儒家发展重要契机,为其“定于一尊”扫除了障碍。正如《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二 西汉儒学的“法”观:“水”“被”“正” 汉初以来,从“儒道互黜”到儒学“定于一尊”的过程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的。除了以往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阐论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思想学派斗争烟幕掩盖下的政治权力斗争。汉初开国以来,军功老臣多不读书,“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量、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司马氏父子异尚》)而吕后之后的窦太后又一再干预朝政,其“好《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儒林列传》)故黄老之学实际成了旧军功勋戚思想理论的徽记。因此建元初尊儒,窦太后即认为是新贵王氏外戚向窦氏家族权威的挑战,①对推崇儒学的公卿纷纷以罪下狱致被迫自杀。“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