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文本表达与文学思想.docxVIP

《文心雕龙》的文本表达与文学思想 根据王福的《一般评价理论》，“世界上的经验总结是相同的，必然是相同的。惟同条而共贯, 统天下而经之, 则必乘时以精义, 而大业以成。仲舒之策……非三代之法也, 然而三代之精义存焉。” 一 “驰张治术”与“通经致用” 众所周知, 窦太后去世后, 汉武帝要面对着具体的治国方略问题, 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汉家制度”, 这是当时汉王朝所面对的最紧迫的政治形势。武帝数次下诏求贤良对策, 策问内容大体与天人三策一致, 董仲舒在这样形势下做出了他的回答。具体的政治形势决定了思想形势的所有特点, 董仲舒表述不是理论上的推演, 而是政治上的回应, 这种“非理论”的理论特征决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特殊性。但董仲舒的回应又与公孙弘等人“希世用事”的回答不同, 武帝对第一次策对的反应是“览其对而异焉”, 武帝为什么在大量策对中有这个“异”的感觉?这一点是我们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根据《文心雕龙》的总结 (2) , 制策的文体基本要求是:1.“劝戒渊雅”;2.“驰张治术”。对古人而言, 文体的严肃性是政治严肃性的体现, 并非简单的表达手段, 而庙堂文体的严格规范正是从汉初逐步形成的, 严格的文体体现的是具体的政治思想的规范, 理论思维的模型。汉代以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出现, 对比孟子、荀子, 甚至韩非、李斯那里政治讨论的随意性和纵横家气就可了然, 这种思想模型的出现对理解《天人三策》来说极为关键性。儒家在经学训练中早已熟悉了类似模型, 严守家法, “疏不破注”的经学法式很容易引入具体的政治思考当中。《天人三策》如果不是最早, 也是这种思想典范最完备的代表。武帝制诰中屡次出现的“科别其条, 勿猥勿并, 取之于术, 慎其所出”, “明其指略, 切磋究之”的要求, 体现了明确而严格的政治要求。但这一要求与思想 (儒家思想) 的内在联系却不直接, 最终这种联系的典范化有赖于思想家们的“技艺”, 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最主要的“技艺”之一, 不是区分 (“明分”) , 而是连接 (“通变”) 。 根据前面的两点:形势和规范, 更进一步, 既然武帝的策问自有其意图, 议对的形式限制了表达的方法, 董仲舒的回答究竟以何种程度面对了基于整个汉代国家制度的思考而形成的“通经致用”的立论?即他如何实现他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天人三策”和那个时代很多同样著名的回答不同, 它导致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后果, 这是在《汉书》中已明文强调的, 如广立学官的政策, 如罢黜百家的方针;也导致了一系列的思想史后果, 如“天人之学”, 甚或“性命之学”。但是, 这些“后果”都解释不了“天人三策”的特殊性, 解释不了董仲舒在汉代国家中的核心位置。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董仲舒的思想活动是对武帝政治措施的“苟合取容” “对策”文体最基本的要求是切题。董仲舒的思考必须严格按照武帝制诰的要求展开, 换言之, 董仲舒是把他自己的思考“嵌入”到武帝的提问当中。此时他不能像《春秋繁露》那样建立框架, 然后整理组合材料, 而必须围绕武帝的提问展开陈述。这种思想写作既是朝廷仪轨所要求的, 也是儒家特有的政治“介入”活动, 是《天人三策》获得成功的基本保障。解开这种“嵌入”的各个构件, 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二 武帝的对策:天人与情 在对策第一的提问中, 首先展示了汉武帝本人和汉朝廷当时面对的具体问题:如何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黄老之学的影响, 武帝陈述了当时非常普遍的汉代道家的想象:“固天降命不可复反, 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呜呼!凡所为屑屑, 夙兴夜寐, 务法上古者, 又将无补与?”天道秩序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人只能接受这种既定秩序, 不妄加揣测, 也不寄希望于因为遵循这种秩序带来什么好处, 最好的政治是不干涉不妄为的无为而治, 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从高祖到窦太后, 这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武帝关于受命之符的疑问涉及到这个问题的现实性。谶纬是一种解释模型, 用来面对历史中出现的各种变化, 在先秦讲谶纬是为了论证历史和解释经典。而这里武帝要从现实的角度讨论理论问题, 马上出现了理论模型与现实境遇的矛盾。但武帝并非直接询问“受命之符”到底在哪里, 他的问题集中在“何修何饬”上, 他问怎么做才有资格获得祥瑞, 这种“理论意图”也被董仲舒深切地体会到了。在武帝的这一疑问中, 展示的是武帝时代儒学向现实政治原则转化的轨迹, 做不到这一点, 儒学就失去了它的政治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 武帝策问中反复出现一个问题“乃其不正不直, 不忠不极, 枉于执事, 书之不泄, 兴于朕躬, 毋悼后害。”第二对策中说“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在天子和贤良之间有一个“公卿执事”。“吏”在这一对策中有特殊的地位。武帝把文吏执事放在了自己和文学贤良的中间, 为什么武帝认为贤良的回答有可能导致执事们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