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理想国》与《法律篇》中的城邦和谐统一思想.docxVIP

柏拉图《理想国》与《法律篇》中的城邦和谐统一思想 《理想国》和《法律》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的作品。其中,前者为中期作品,后者为晚期作品。在学术界,《理想国》得到了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亦相对较多,而对《法律篇》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对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中的某些问题,只有站在一个相对全面的视角进行阐释,才能有一个较连贯把握,如其构建和谐城邦的思想即是如此。 实现城邦的和谐统一 在柏拉图看来,为使城邦统一,首先要防止分裂。为此,他提出了分工原则,“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还提出另一项举措:“当全体公民对于养生送死尽量做到万家同欢万家同悲时,这种同甘共苦是不是维系团结的纽带” 在《理想国》中,实现城邦的和谐统一主要是以这两个原则为基础。如果城邦居民在从事其行业时是以城邦整体利益而非个人私欲为目的时,这两个原则就可以达到契合一致,但如果城邦居民以满足其私利(或自己所属的团体利益)为目的而不是以城邦的整体利益为目的时(即使是在服从统治的情况下),他们的情感就无法保持一致,从而使城邦秩序产生内在冲突。 美德与公民的关系 在《法律篇》中,上述两个原则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其中,分工原则仍是维系城邦秩序的重要手段。“每一种公民的职业都要求大量的实践和学习,在社会中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秩序。……在我国,每个个人都只有一种职业,他赚得的面包是从这一职业取得的。城市管理者必须执行这一规则。如果一个土生土长的公民转而注意某种手艺,而不去培育美德,那么城市管理员就用羞耻和不名誉去惩罚他,直到他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在这里有必要引入亚里士多德对该问题的解答,亚氏在《政治学》第三卷中曾说道:“既然水手们的功能各不相同,显然就每个人而论,德性也会彼此殊异,不过同样也存在对所有人均适用的某一共同的定义。因为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同样地,公民们尽管彼此不尽一致,但整个共同体的安全则是所有公民合力谋求的目标。他们的共同体就是他们的政体,因而公民的德性与他们所属的政体有关。倘若政体有多重形式,显然一个良好的公民不能以唯一的一种德性为圆满;不过我们说一个善良之人就在于一种德性——完满的德性。显然,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性,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良好公民。” 柏拉图未作这样的区分,在他看来,城邦公民所具有的美德,也就是善良之人的德性。由于个体原因的差异,每个人的德性会有所不同,但这只是程度的差异而非类别间的不同。有美德的公民也就意味着他是善良之人,这是同一个过程,而柏拉图正是通过法律的实施将二者合二为一的。在他看来,好的法律体现了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确定了公民间的共同信念。 在《法律篇》中,雅典人曾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人灵魂内部的状态,城邦统治者将判断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此作为城邦公民习惯养成的根据,那些价值判断标准和信念一旦确定下来,其实质是与智慧这种美德所起的作用相类似。在《法律篇》第一卷中,只有智慧被称为首要的“神圣的好事物”,在各种美德中处于首要地位;在第三卷中,雅典人却修改了这种说法:“他应该着眼于所有美德,而其中最主要的和第一位的美德是可以给其他所有美德带来约束的美德,这就是伴随着适当欲望的判断、理智和正确的信念。” 在《理想国》中,使城邦秩序实现一致的另一举措是城邦公民的情感一致原则。但为了实现情感一致而实施的共产共妻,只应用到了护卫者中而非整个城邦,从而使此原则无法在整个城邦内有效。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再次言及此举措:“假如世上现在有这样的社会,曾经有过,或者将来会有这样的社会——妻子、儿女,以及一切财产公有——假如用某种方法消灭了我们生活中用‘所有权’这个词来表示的一切事物,假如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我们天然拥有的东西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公共财产……假如我们都能完全一致地表示赞同或表示谴责,从同样的源泉中产生快乐与痛苦……那么我们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标准更真实、更好、更能衡量他们品质的标准了。假定在某个地方有这样的城邦,这个城邦的居民是诸神或诸神的子孙……假定我们不再向别处寻找体制的模型,而是以此为榜样,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成这种样子。” 但与《理想国》所不同的是,柏拉图于此清楚地阐明这种情感如此一致的城邦只有可能存在于“天上”,而非现实中。那么,人类的城邦呢文中只是表明要以这种城邦为“模型”,努力把城邦建成那个样子。在《法律篇》第四卷中,克洛诺斯是指派精灵来监管人类,他也属于高于人类的“神”,但如果由人来统治城邦,就不能够完全摆脱邪恶和不幸,除非人类可以尽可能“规范我们的私人家庭和公共社会,使之服从我们中间的不朽成分,并把法律的名称给予这种理智的约定” 城邦的分工原则是建立在城邦居民都具有一致的价值判断和共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