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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王之乱看晋武帝的政局 东汉末年结束了这场争端，只花了半个世纪就结束了。这个现象引起了很多关注。对各宗室王的分封, 引起了一系列潜在的危机, “八王之乱”的爆发是分封宗室王所造成社会腐朽的表现, “八王之乱”历时16年方告结束, 各宗室王相继败亡, 西晋统治也接近了尾声。这场战争影响极其深刻, 战争给社会带来严重灾难。第一, 严重削弱了司马氏为首的西晋统一政权的统治力量, 使该政权失去了对地方特别是对内迁少数民族贵族的控制能力。西晋统治下的整个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终因“八王之乱”的影响而全面爆发。第二, 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三国以来逐渐恢复的北方经济以及洛阳、邺、长安等一些繁华城市被摧毁。第三, 阶级矛盾尖锐。战争造成几十万人被杀, 上百万人流亡, 伴随“八王之乱”流民起义相继爆发。第四, 民族矛盾加深, 诸王在战争中为扩充军事实力, 大量征发少数民族人民当兵, 西晋统治集团对少数民族压迫本来已很深, 经“八王之乱”, 民族矛盾更加深化, 流民起义同时, 少数民族也纷纷起义, 反抗西晋的统治。此后, 北方开始了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 “八王之乱”造成北方一百多年战乱, 南北二百多年大分裂局面。 一、 西晋“封授”的结构 “分封制”概念取于中国内部发展起来的“封国土、建诸侯”的含义。西晋建立初就确立了“分封”制, “八王之乱”事件被认为是西晋统治从内部瓦解的标志, 而且被看作是导致西晋乱亡的主要因素。“八王之乱”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宗室诸王, 所以研究西晋宗室王问题首先应注目“八王之乱”, 研究宗室王有必要关注西晋“分封”制, 而且应倾向于把二者直接联系起来探讨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何兹全先生论说西晋的乱亡, 认为“八王之乱”根源在于西晋初期的分封制和宗室诸王“出专方任”。 西晋“分封”制的确立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从文帝建“五等爵制”开始。西晋前, 司马昭在元帝 (曹魏) 咸熙元年七月“始建五等爵” 二、 诸王出镇,诸王因罪而徙 西晋时期, 宗室众多, 宗室管理机构相对完备, 专职机构及相关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朝廷对宗室的管理宽松, 限制较少, 宗室的社会活动不受约束。这个规定在此之后一直都没有改变。但武帝对初期所分封的宗室王是有所防范的, 除制度上规定封王的一些原则如“非皇子不王”等之外, 还有这样几个事实我们不能忽视。首先, 咸宁三年武帝对泰始初分封诸王的领地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共有八人, 分别是:司马亮由扶风王调整为汝南王、司马仙由东莞王调整为琅邪王、司马骏由汝阴王调整为扶风王、司马伦由琅邪王调整为赵王、司马辅由渤海王调整为太原王、司马陵由北海王调整为任城王、司马斌由陈王调整为西河王、司马睦因罪被徙为丹水侯。这次调整所跨地域很广, 如司马亮由雍州的扶风郡调整到豫州的汝南郡, 司马仙由豫州的东莞郡调整到徐州的琅邪郡, 其余诸王亦如此类。这次调整除安平王司马孚和齐王司马效地位较特殊没调整外, 其他调整大体上都是泰始元年所封宗室王中这段时期比较有能力和表现比较活跃的。此时都督关中雍凉二州诸军事的是司马亮, 司马仙都督徐州诸军事, 司马骏都督扬州诸军事。其次, 太康十年前, 宗室诸王“统方州军事”者相对较少。这时司马孚以宗室元老都督中外诸军事, 在泰始七年就去世了。只有司马亮、司马仙、司马骏和司马彤统方面之重, 一般都是以“都督诸军事”的身份, 而这个身份可随时更改, 这正显示了朝廷对整个宗室诸王的控制能力。第三, 自惠帝开始, 诸王出镇的事例很多, 特别是司马氏第三代、第四代宗室成员, 除早卒和因疾废罢而无能为者, 基本上都有出镇的经历。这有惠帝对诸王控制不力的因素, 但反过来可看到武帝时对宗室诸王的防范政策。武帝的这种防范措施使“诸王之国”形成很不和睦的气氛。在这样一项制度保证下, 为何后来宗室诸王纷起而成为西晋乱亡呢?其实西晋建立初武帝在位期间, 官僚门阀大族的存在和发展, 不同的势力集团之间就展开了利益之争。 西晋初分封大量的宗室王, 同时又从制度上对宗室王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西晋初期的“分封制”在制度上并不能成为导致西晋乱亡的原因。晋武帝晚年为防止出现其他力量威胁到皇权, 大封皇子为王, 设法提高皇子地位, 并赋予“统方州军事”的权力。而惠帝即位之初权力己经不在己手, 贾后专权时期引用的宗室诸王都不是皇子王, 武帝的意图在此时己出现了偏差。因此, 对西晋衰亡和“八王之乱”原因探讨, 需要对各种因素做更具体的区分, 每种因素都不可能单独起决定性的作用。总体看来, 西晋乱亡是时势发展必然, 不能单纯以某一方面的问题来寻求解决。 三、 西晋衰亡的结果期—西晋宗室内乱的影响 西晋宗室王的分封是西晋衰亡的一个潜在原因, 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造成西晋衰亡的具体因素也很多, 并且总体上是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