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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别攻击行为看家庭暴力 本文不是针对家庭成员，而是利用普通家庭中的女性，考察了家庭教育的终结。——双向袭击。所谓的攻击行为不仅指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还包括伤害他人心理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男性主要以天赋体力来显示自己的大丈夫权威,女性则往往借助语言优势对丈夫进行呵责、奚落,或以消极怠工、回娘家来发难,以性惩罚乃至出走、自杀来示威,她们在婚姻冲突中首先退让、主动和解者也远比男子少。一些女性并非只是扮演被动挨打的角色,也常常及时还击,有的甚至主动出击,一些丈夫正是在妻子先诟骂或先动手的境况下才一时冲动拔拳殴打的。调查表明,女性依然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其中农村妻子以及自身资源处于劣势的妻子更多地被丈夫所殴。 以往关于夫妻暴力的研究,多以投诉或起诉的当事人为调查对象,因此,其受害的主体自然是女性莫属。这不仅因为男子被殴后常羞于启齿,而且在于丈夫极少被妻子殴打致伤而需要求助;其被殴的程度一般较严重—一这是由于男子的天赋体力较强、出手也较重,况且受害较轻的妻子也往往较少求助于组织或诉诸法律;其施暴的主要心理动因是夫权意识——尽管婚姻冲突的导火线各种各样,不少争纷还由妻子的过错所引发。 本文将从另一个视角即以普通家庭的一般夫妇而不是以受害女性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家庭暴力的发端—一两性攻击行为的现状和特征,试图对夫妻暴力产生的社会心理渊源进行透析。本文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是1987年笔者对上海市区500对夫妇以及1990年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和上海市妇联等对上海城乡1670名已婚男女的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调查统计数据(以下简称1987年调查或1990年调查)。 我们的研究表明,夫妻暴力在一般家庭并不常见,但其发端即夫妇间的攻击行为尤其是相互争殴则普遍存在,即使在上海这个现代文明的大都市也不例外。 夫妻间使用武力往往起源于双方的口角摩擦,1987年的调查表明,夫妻间经常发生争吵的虽不多,但从不争吵的比例也很低。 调查中发现夫妻在回答争吵频率的询问时,双方认知不一的情况较突出,有的甚至一方完全否认有过争吵,另一方则承认经常发生口角,其中有些男女当事人因对婚姻的期望或“争吵”概念的理解不同,导致各自心理感受的差异,也有些被访者则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防御心理,在回答询问时有意无意地掩饰了夫妇间的矛盾。鉴于当事人在回答询问时一般不会故意夸大夫妇冲突的频度和程度,故我们以自述争吵频度较高的一方为可信者,对双方认知不一的资料作了技术处理(如一方自述从不争吵,另一方首肯偶尔争吵即以另一方为准),处理后的统计结果显示,经常争吵的占4.8%,有时争吵的达46.8%,偶尔争吵的为40.0%,从不争吵的仅占5.4%,讲不清的为3.0%。 夫妇间的一般争执大多以一方或双方的退让、妥协而得到缓冲,或自行消解,也有些冲突升级是因一方或双方的挥戈而使矛盾迅速激化。1987年的统计还证实,经常动武的夫妇极少,但偶尔动武的比重则不低。 由于当事人在作上述回答时依然存在认知不一的情况,我们亦按前述方法对该资料作了技术处理,结果表明,一方或双方多次动手的为1.6%,偶尔动手的达30.8%,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一的夫妇在争吵时动过武,其中尤以丈夫殴打妻子为多。 女性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是众所周知的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被配偶殴打致伤、致残、致死的几乎全是女性。离婚诉讼中女性原告较多,从某种视角看,是女性在不幸婚姻中受害更多、痛苦更深、地位更低的折射。据我们对上海50年代至90年代离婚案的抽样调查,无论是哪个年代,丈夫的粗暴殴打均是女性起诉离婚的最主要的导火线及理由。因此,男子在家庭中更具攻击性的结论也似乎已确定无疑。 然而,在两性平等意识已内化为人们自觉行为的90年代的上海,尽管在一些人的潜意识深处仍积淀着夫权文化,尽管虐妻现象尚未绝迹,但家庭中的大男子主义并非普遍存在,在婚姻冲突中首开动武纪录者也未必都是男子。1990年的调查证实,无论是市区还是郊县,在夫妇矛盾尖锐时女性经常先动手的比例均超过男性,而从不先动手的比例则与男子相差不大。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攻击行为不仅指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还包括伤害他人心理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男女的攻击性行为在婚姻冲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男性主要以挥拳动戈来发泄愤怒,女性则往往借助语言优势对丈夫进行呵责、奚落以排解怨尤,不少妻子在委屈、气恼时还常以号啕大哭和摔家什来泄愤,或以消极怠工、回娘家来发难,或以性惩罚乃至出走、自杀来示威,而男子的渲泄渠道一般不如女性畅通,一些人除了用缄默、疏离行为来对峙外,就只有用体力优势来显示自己的大丈夫权威了。因此,女性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从夫妻暴力的发端看,女性在家庭中的攻击性并不亚于男子,一些女性的攻击行为常导致或加剧了夫妇冲突,乃至引发丈夫的暴力行为。 女性在一般家庭中往往更具攻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