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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儒家地位的权变特征 根据汉代的传记，“孝道的文字喜欢惩罚，而且在正义中，她不任儒生。”。窦太后又好黄老术, 故诸博士县官待问, 未有进者武帝初年丞相窦婴太尉田虫分御史大夫赵绾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 元光元年 (前134年) 董仲舒接受皇帝策问, 上“天人三策”, 提出“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 建议用儒学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当然董仲舒之儒学, 并非先秦儒学的简单重复, 并不是纯儒, 而是融合了阴阳五行与儒学等级名分主张的新儒学。其核心内容是“大一统”的理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 人异论, 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 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从。” 董仲舒是《公羊》学家, 他所阐发的儒学理论也是《公羊》学的理论。因此, 汉武帝独尊儒学, 实际上是独尊《公羊》学。 武帝按照董仲舒对策的主张, “独尊儒术”, 在长安设太学, 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官, 教授儒家经典。挑选“民年十八以上, 仪状端正者”和“好文学, 敬长上, 肃政教, 顺乡里, 出入不悖所闻” 二 《公约》博士 但是, 正如我们所知, 武帝之尊儒是尊《公羊》之学, 《公羊》学属儒学中的“齐学”一派, 武帝时设五经博士, 也绝大多数是“齐学”博士。 三 关于治剧科的使用 武帝独尊儒术, 除设太学, 置五经博士, 选博士弟子入仕之外, 还有重要的一项内容, 这就是贤良方正、孝廉等“察举制”的实行。贤良方正、孝廉等科的特点, 一为进贤, 二为贡士, “这两方面都适应于儒家的为政以德, 教民以德, 以及由恪守德义的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 体现了一种在选官上`以德取人’的原则。” 再考诸武帝朝之用人选官实际, 可以看到王朝的各类文官, 大多可以分别纳入上述“四科”之中。例如, 谏议大夫、议郎、博士、师傅、诸王仆射、郎中令等, 例用明经科;御史、廷尉正、监、平、市长丞、符玺郎等, 例用明法科;三辅令、贼曹、决曹等, 例用治剧科。地方行政机构也大类如此。例如郡文学多用明经科。《汉书·盖宽饶传》:“明经为郡文学”;同书《诸葛丰传》:“以明经为郡文学。”决曹、狱吏则用明法科。如《汉书·尹翁归传》:“为狱小吏, 晓习文法”;《后汉书·黄昌传》:“晓习文法, 仕郡为决曹。”《续汉书·百官志》“洛阳市长”条注引《汉宫》:“市长一人, 秩四百石, 丞一人, 二百石, 明法补。”同书“符玺郎中”条注引《汉宫》:“当得明法律郎。” 总之汉武帝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设太学开弟子员开儒生入仕之途从一定意义上讲汉武政治是向儒生开放的。当然, 汉武政治的开放又绝非仅限于向儒生一途。事实上, 如前引《汉书·公孙弘传》所言, 武帝时“群士慕向, 异人并出, 卜式拔于刍牧, 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 日碑出于降虏, 斯亦向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武帝以后政治的确具有开放之特性, 这与“独尊儒术”有一定的联系, 但并不能因此将武帝政治的开放理解成“独尊儒术”的产物。充其量可以说, “独尊儒术”开武帝政治开放之一途。武帝政治开放归根到底是将政治从汉初军功集团的独霸状态中解放出来, 但又并非向全社会的开放, 而只是将政治的军功集团独占向皇帝个人专断的让渡。武帝所用之人, 一为“酷吏”, 一为“利臣”, 另一方面为了装潢门面, 又用了一批儒生。“酷吏与利臣, 可以合称为法家, 因为他们在思想与作风方面, 类似战国的商韩, ……他们心目中的法, 就是皇帝的命令。”如《汉书·杜周传》说;“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 不循三尺法, 专以人主意按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 后主所是疏为令, 当时为是, 何古之法乎’!”因此, 这些法家办事, “可以说是完全秉承皇帝的意思去作, 此外不以其他任何或事或理论为根据, 也不受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论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