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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肇特权与北魏宣武帝制 公元前49年5月，魏孝文帝在南伐之旅去世。他最终被安排为咸阳王曦和其他六位大臣，帮助元朝皇帝和玄武皇帝。宣武帝初年,辅政诸臣之间的矛盾斗争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宣武帝乘机发动宫廷政变,开始亲临朝政,时在景明二年(501)正月。 宣武帝朝内部矛盾的产生原因在于其第二, 宣武帝从辅政大臣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后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控制皇权的措施:(1)以“阴言”得宠的北海王详(原二辅)被任命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为最高行政长官(宰相);(2)在废黜辅政的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禁军统帅—领军将军于烈继续受重用,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3)原为东宫侍臣的恩倖极得宠信,首先是赵脩。这表明,宣武帝已将外廷、内廷、禁军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大大加强了君主专制权力。 然而,在当时政坛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外戚高肇的兴起。 高氏“自云本勃海蓨(今河北景县)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中避乱入高丽”,肇父飏(宣武帝外祖父)于孝文帝初年来到北魏,“俱待以客礼”。 宣武帝亲政以后,“追思舅氏,征肇兄弟等”,于是肇、显兄弟及太后父飏嫡孙猛等“三人同日受封”为郡公。 宣武帝重用外戚高肇虽然有利于君权集中,但它却导致了新的问题,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高肇门第低微,无政治资本,这种势单力孤的状况不利于他在复杂朝政中的立足和发展,于是他便凭借外戚身份和君主信任的有利条件,培植自己的亲信集团。史称“肇既无亲族,颇结朋党,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 (二) 赵败亡,恩易杀,赵汉宗更加清确理想社会主义 宣武帝亲政之初,原东宫和即位以后的宿卫侍从之臣受到重用,以便从内廷着手控制朝政。这些人出身卑微,易于操纵,政治野心较小;同时他们不学无术,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中很难左右逢源,虽一朝见幸而势倾朝野,但很快便受到统治集团的打击而为君主所弃。所以,他们在北魏政坛上的得势只是昙花一现,影响不大。 最初受宣武帝宠信的是恩倖赵脩。《魏书·赵脩传》记载,帝“每适郊庙,脩常骖陪。出入华林,恒乘马至于禁内”。咸阳王禧家财除赐于高肇外,其余部分便赐予赵脩。赵脩贵宠极盛时,其父病死,“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财用之费,悉自公家”。也就在这时,赵脩权势迅速减退,继而遭杀身之祸。赵脩速亡有这样几方面原因:(1)“脩起自贱伍,暴致富贵,奢傲无礼,物情所疾。” 赵脩败亡之后,宣武帝并没有将执政权力全部委任于外戚高肇或某一势力,而是在进一步重用高肇的同时,以恩倖茹皓来填补赵脩被杀后留下的权力空间。茹皓原为孝文帝“白衣左右”,宣武帝即位初,“皓侍直禁中,稍被宠接”。“及世宗亲攻,皓眷赉日隆。” 高肇是在宣武帝打击诸王基础上获得权益的,他与诸王是政敌,当北海王详为代表的诸王党附茹皓,与之过从甚密时,高肇便决心对茹皓采取措施,以达到一箭双雕之效。消除茹皓,既可以在宣武帝那儿获取更多权宠,又可使诸王力量遭受打击,从而为其专权开辟畅通的道路。元详与茹皓之间的交往是通过由详所举荐的直閤将军刘胄来进行的,史谓胄“常感详恩,密相承望,并共来往” 赵脩、茹皓等恩倖,因曾侍奉君主而受宠信,暂时获取了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按制度他们所应享有的权力,而是君主专制权力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的曲折表现,它具有很大的虚幻性。恩倖出身于寒微家庭,无丝毫社会政治基础,他们本身又未受过封建教育,不学无术,因此即使暂时获得了巨大权力,也没有能力很好地控制它利用它。封建君主只是为自己专权之需才给恩倖以权宠,但并不给他们任何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职务(如宰相),对君主来说,他们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一旦不合心意便可轻易除掉,而决不会引起统治集团的反对。这就是高肇两次构间都获得成功而宣武帝丝毫不怀疑其用心的原因。 (三) 宣武帝元素“构杀”与重构期北魏宗室 消除恩倖只是高肇专权序幕的拉开,是他取得的初步胜利。当时统治集团中最强有力的政治势力—元氏宗室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挑战性,高肇对茹皓的打击就已经意味着他与诸王争夺权力的斗争的开始。高肇凭借其帝之舅父、姑父的有利条件相继对诸王采取了致命的打击。 首先,高肇将矛头对准了对他具有直接威胁的司徒、大将军、录尚书事北海王详。《魏书·北海王详传》:“景明初,复以季父崇宠,位望兼及,百僚惮之。”尽管从总体上看宣武帝不信任诸王,但对他有恩的叔父详仍然受到重用,“亲尊权重”,为北魏朝廷第一重臣。宣武帝对详“礼敬尚隆,凭寄无替,军国大事,总而裁决”。相比之下,高肇权位远低于北海王详。只有将总理军国大政的北海王详打倒,高肇才能得到宣武帝更多宠信,进而达到专断朝权的目的。《资治通鉴》卷145:高肇“尤忌诸王,以(北海王)详位居其上,欲去之,独执朝政,乃谮之于帝,云详与(茹)皓…谋为逆乱”。由于高肇之构间,宣武帝下诏免北海王详官爵,以庶人身份“如法禁卫,限以终身”。元详家奴密谋,“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