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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概念的变迁 在《史记》中对《龟策传》进行发展之后，从《金书》到《艺术传》的发展经历了从概念到内涵的重大变化。其中《汉书》的《方技列传》到《后汉书》“艺术”概念的出现,再到《魏书》的《术艺列传》的出现都是很重要的变迁过程,由此才有《晋书》《周书》《隋书》《北史》的“艺术列传”。这整个过程展示着“艺术”概念的演变及其内涵的变迁,演绎了中国古代艺术自身确立、演进与发展的路径,昭示着中国古代为“艺术”立“传”的安身立命的文化性格。我们今天对二十四史“艺术列传”等一系列现象与内涵的爬梳,目的在于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史境”中为当今艺术寻求源头和立心之本,同时与西方的“Art”的对话、交流提供一个话语空间,并为二者的相互比较提供一种可操作性的语境。毕竟中国的“艺术”与西方的“Art”所有不同,当今我们在使用“艺术”的概念时应该清楚不完全是“Art”的同义语,二者从词性、语义到内涵都各有自己的“能指”与“所指”。因而,我们爬梳二十四史“艺术列传”以及传统文化史境的“艺术”概念,在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的艺术理论立心,为建构中国的艺术理论话语体系立命。 一、 “定祸福,决嫌疑,遂知来物者”,以专门人才来掌握“民可使由之”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正是为“龟策”立传。唐人司马贞(679～732年)索隐云:“龟策传有录无书,褚先生所补。其叙事烦芜陋略,无可取。” 《汉书·艺文志》始有“六艺”。其云:“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滕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其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乃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或开末而抑其端,或曲辞以章其义,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也就是说《后汉书·方术列传》将那些用于“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的天文地理知识及其技术,以专门人才来掌握。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是《方术列传》实际是在“日者”“龟策”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并增加了“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挺专、须臾、孤虚”等术数的内容,这为后来《魏书》的《术艺列传》奠定了基础,也由此为二十四史“艺术”立传提供了条件。当然,完成“艺术列传”之前首先有一个关于“艺术”概念的演变过程,即从“方术”到“术艺”最终到“艺术”定型,并由此为“艺术”立“传”。 二、 “艺”“术”的范围 《庄子·天下》:“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 《后汉书》首次将“艺”与“术”二字合并使用为“艺术”,这是中国古籍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艺术”这个概念。“艺术”概念的出现,为以后的“艺术列传”在概念上确立了基础。《后汉书》有两处用到“艺术”这个概念。 首先,《后汉书·安帝纪》:“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 其次是《后汉书·伏湛传》再次提到“艺术”的概念,其云:“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如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李贤注:“中书,内中之书也。《艺文志》曰‘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举其成数也。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 李贤所注“艺术”内涵的文化逻辑基础是承接了儒家传统主体文化路径,或者说他是将“艺术”这个概念置于汉代“独尊儒术”的史境中进行注释的。且说《后汉书》是南朝宋时范晔所著,他是以《东观汉记》(东汉班固、陈宗等)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各家所著《后汉记》(晋薛莹)、《续汉书》(晋司马彪)、《后汉书》(三国吴谢承)、《后汉书》(晋华峤)、《后汉南记》(晋张莹)等完成的《后汉书》,在文化态度和体例上与班固《汉书》保持汉代“独尊儒术”一致。李贤所注“艺术”概念与《后汉书》“艺术”概念的内涵存在有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一致性。因此,“艺谓书、数、射、御”与《周礼》的“六艺”保持高度统一。《周礼·保氏》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李贤对“艺”“术”进行的分别注释,说明了这两个字是并列关系,分指不同的内容或领域。《魏书》用“术艺”这个概念编入列传,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艺”与“术”二字前后置换不影响它们各自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对“艺”“术”分别有词义上的解释。《说文·丮部》云:“埶,种也。从丮坴。丮持种之。”段玉裁注:“齐风毛传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