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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运与清代书法 王建云（1852-156），字为“仁丘”，姓为“湘墨”。来自湖南省湘潭市。他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至民国初，于乱世讲纵横之术，一生抱帝王之学，遗经独抱，卓立不群。其弟子甚众，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杨度、齐白石等均曾学于其门下，他也因此成为后人了解中国近代思想的重镇。 王闿运在书法方面有极高的造诣，然而后人往往注重他在诗学方面的成就，而对其书学多有所忽略。近代书法史对之鲜有提及，孙洵先生在《民国书法史》中曾有所介绍，但亦言之甚简。其他有关资料对王闿运书法方面的介绍文字更少。因参考资料有限，且其书学方面的论述多散布于经史著作，使得很多对于他书法方面的介绍文字不太深入。但王闿运对于研究中国近代书坛思想的流变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下面笔者对王闿运的书法创作及其书学思想做一简要介绍。 首先，王闿运不同于其他书家的地方在于他极为重视抄书，注重在抄写中提高书艺。他在二十二岁时便开始抄书，他的儿子王代功在《湘绮府君年谱》中记道：“是岁于南昌书肆得宋牧仲对簿，时手录苏诗始，叹先辈精专，虽遭颠沛，犹不辍业。乃定每日钞书之课。适得宋版《玉台新咏》，因影写之。李丈伯元以为必无成理，未三月，书成，李丈惊服。自是日必钞书，道途寒暑，不少辍。五十年中书字以万万计，盖自二千年以来，学人钞录之勤，未有盛于府君者也。” 如果细检《湘绮府君年谱》，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关于王闿运抄书的记录。如光绪二年“二月至长沙寓居传忠书局，钞《春秋条例》” 王闿运在他七十七岁时，曾颇自负地对他的学生说：“余自二十五岁以后，迄今五十年，日书三千，作字以亿兆计。然无他长，比人加黑耳。虽复淡水轻烟，色如点漆，故曰入木三分，笔重故也。如锥画沙，意亦如此。” 清代书坛的很多书法家其实首先是一个学者，如翁方纲、阮元、康有为、沈曾植等。在王闿运身上同样体现出清代书法家重学术的特点，而且其书法实践与学术实践二者是直接融为一体的。抄书在某种意义上虽是实用书写，但我们不能把古人的书信对联等实用书写都排斥在书法创作之外，古人在书法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实用书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王闿运本人在谈到书法创作时特别提到抄书的重要性，他往往在抄书过程中体会对笔力、笔势的运用。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钞《书》二叶，为风蟁所扰，未得骋其笔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闿运自光绪十年即在五十三岁时才真正开始摹写汉碑，在《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年五月廿五日中有如下文字：“钞《九章》一叶。始钞汉碑。” 如果说沈曾植晚年书风的转变是与上海摄影业、出版业对当时出土汉简的传播有关，王闿运中晚年尤对汉碑感兴趣恐亦与当时越来越发达的出版业有关系。珂版(即玻璃版)印刷技术在光绪年间已传入中国，王闿运正是在中晚年才看到用先进印刷技术印制出来的碑帖图片。如他在民国四年的日记中写道：“静坐看报百余纸，又买照帖数种，始得见《华山碑》三本。”又如他在民国五年的日记中盛赞珂版印刷：“看《华山碑》题跋，殊无可取，但喜珂罗印，足传古迹耳。” 如果说沈曾植晚年书风的转变是与上海摄影业、出版业对当时出土汉简的传播有关，王闿运中晚年尤对汉碑感兴趣恐亦与当时越来越发达的出版业有关系。珂版（即玻璃版）印刷技术在光绪年间已传入中国，王闿运正是在中晚年才看到用先进印刷技术印制出来的碑帖图片。如他在民国四年的日记中写道：“静坐看报百余纸，又买照帖数种，始得见《华山碑》三本。” “碑”区别于“帖”的关键在于其篆隶笔意，王闿运重视北碑，自然也十分重视篆书。他甚至在抄书时直接以篆书形式来抄写，如《湘绮府君年谱》中载：同治八年，“是岁篆书《易》《春秋》《周官》凡十余万言” 另外，王闿运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也非常重视让子女习练篆书。如他在五十岁时规定他儿子王代丰的日课为：“每日读经半本，看史二卷，篆书《尔雅》一叶。” 王闿运重视碑派书法的篆隶笔意，反对柔弱的帖派书风，在他看来，“论史则尹袁诸说，习书则赵宋余波”均为乡曲之见， 马宗霍先生在《书林藻鉴》中说王闿运“初习小欧，功力颇深。笔能运墨，墨能透纸。端肃有度，雅饬入程。既参《马鸣寺》，得其峻宕，益臻妙致” 王闿运在中晚年后书名日高，向其求书者日益增多。光绪十七年僧寄禅请其书《罗汉寺壁记》，衡山穿洲金莲寺僧请其书屏风六幅； 王闿运的书法不仅在湖湘一地有深远影响，而且在近代北京书坛亦占有一定地位。孙洵先生在《民国书法史》中说王闿运“独到处在于其以侧笔取姿，润凝涩进，线条笃实，结体淳古，在当时北京书坛有一定的影响” 其次，王闿运极为重视碑派书法。有资料说他喜摹《好大王碑》，其书法创作亦多受北碑影响，折笔处多顿挫有力，棱角分明。符铸先生曾说：“湘绮书笔重墨凝，朴茂多姿。盖从北碑中出，虽为文章所掩，然极堪宝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