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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在《puretagorra篇》的开头，puretagorra公开表明了他的身份，捍卫了他是一位智慧的教师，为人们提供了政治技能，并在城市公共交通中友好地谈论和行动，并成为一名好公民。“公众认可的比隐藏和否认更谨慎。我在这项职业上做了很长时间，但我没有因为相信自己是一个有罪的圣人而受到伤害。”。苏格拉底不愿意与智者为伍。首先, 他对智者以传授知识为业不屑一顾, 不把自己称为智者, 而称自己为“爱智者”, 追求智慧是人的一种自然性情, 是人之本性。其次, 由于苏格拉底后半生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造成的动荡岁月中度过的, 因此, “正义”“公道”之说和如何培养一个好公民成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希腊学者们政治思想的主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苏格拉底认为智者们宣扬的满足于一己之欲的利己主义、追求现世享乐的价值观念和对人之善本质的曲解是造成城邦政治和思想混乱的根源。 一、 美德是否可教 普罗泰戈拉认为, 美德就是政治技艺, “就是学会恰当地照料他的私人事务和国家事务, 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的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 也能够在城邦中成为强大的人, 在国家事务中作最好的发言和采取行动”, 作为一名智者, 其职责就是传授政治技艺, 言外之意, 美德、政治技艺是可教的。针对这一观点, 苏格拉底提出了两条反对意见:第一, 没有关于政治技艺的专门知识, 如, 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工程或造船等某一领域的技术性事务, 能提出建议的是建筑师或造船师, 如果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外行人提出建议, 不论其多么英俊、富有和高贵, 民众仍会对他们嗤之以鼻。如果讨论的是有争议的、关于城邦的统治性的问题, 无论建筑师、造船师、铁匠、鞋匠、商人、船主是富裕还是贫穷, 也无论他们出身是高贵还是低贱, 都可以提出意见。究其原因, 在于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政治技艺是可教的。第二, 雅典的经验表明, 政治家们没有能力把他们的智慧传授给他们的儿子。总之,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不可教的。对于苏格拉底的第一个反对意见, 普罗泰戈拉指出, 政治技艺不同于专门的技艺, 专门的技艺是某些人在一些方面具有的特殊能力, 而政治技艺是整个人类共有的天赋。针对苏格拉底提出的第二个反对意见, 普罗泰戈拉认为, 政治技艺不仅是可教的, 而且可以确切地找到传授政治技艺的途径。首先, 惩罚是美德通过政治技艺能被传授的明证, “有理性的人不会因为某人过去犯下的罪行而对他进行惩罚, 因为已经过去的事情不可能挽回, 而是为了通过惩罚, 防止这个人或其他人在将来重犯过去的罪行, 重新做恶。人们之所以拥有这种看法, 在于他们相信美德是可以通过教育来灌输的”。其次, 国家的教育体系同样表明了美德是可以教授的, 比如, 颂扬善人的诗歌、让灵魂变得有节制与和谐的音乐、把身体训练成能够承载高尚灵论的体育训练、引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教育等。 与普罗泰戈拉强调的美德或政治技艺相比, 苏格拉底对美德的认识更紧扣雅典城邦的政治现实, 更具有现实意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 雅典城邦社会普遍道德沦丧, 苏格拉底力图重建道德价值以挽救城邦危机。他突出强调美德是城邦政治的基础, 教育是重塑美德、改善公民灵魂的根本途径, 而知识是进行美德教育的唯一正确的载体, 所谓“美德即知识”的著名论断就是这么来的。在何为美德的问题上,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普罗泰戈拉的观点予以肯定和发扬。在美德教育的途径上, 则展开了鲜明的批判和否定。就前者而言, 普罗泰戈拉认为政治技艺或公民参与城邦公共政治生活的演说和行为能力就是美德, 并用宙斯创世的神话阐释正义和敬畏两种美德就是神恩赐于每一个人的, 能够给城邦带来和谐、友爱和团结的政治技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这一美德思想进行了阐述, 提出了正义、智慧、节制、勇敢四种美德。其中, 智慧归于统治者, 勇敢属于护卫者, 节制不体现在城邦中某一个具体的等级之中, 而体现在各个等级的相互关系之中, “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优劣的部分在谁应该统治和谁应当被统治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性”。“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 就是构建理想城邦时确立的分工原则, 即“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业”。可见, 正义是其他三种美德产生的前提, 因为只有城邦中的三个阶级 (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 各安其位、各尽其职, 体现在城邦中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的美德才能充分地实现。在四种美德中, 正义最能体现城邦的至善、秩序与和谐。就后者而论, 苏格拉底强调美德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 美德的完整性在于它的知识性, 完备的美德就是完备的知识, 完备的美德必须靠完备的知识才能传授, 而完备的知识不能靠惩罚、教育、社会舆论等方式来获取的, 只能由少数人 (哲学家) 用理性思维才能把握。 二、 苏格拉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