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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的公平分配 20世纪70年代，随着5月风暴的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解体。而“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开启了一股运用分析哲学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风潮, 在这股风潮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逐步形成。它以1978年G.A.柯亨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一书为起点, 以1986年约翰·罗默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为兴起标志。分析马克思主义中的代表, 柯亨、罗默、埃尔斯特等人继续“马克思与正义”之争的正义思考, 他们不再纠缠于马克思是否持有正义观, 而是希望通过“强调细节、阐释的明晰性以及论证严密性” 一、 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标识就是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纳入马克思主义研究, 从而挑战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 (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 。埃尔斯特对之作了最为系统的阐释, 此处主要基于他的观点进行论述。 (一)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界定 “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中, 之后被哈耶克与波普尔用于政治研究, 而埃尔斯特将它运用到社会科学中, 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基本原则。在对马克思的理解中, 埃尔斯特侧重于考察马克思如何解释以及以什么方法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他认为, 马克思在解释社会时运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 即“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前者“假定存在着超个体的实体, 在解释次序上, 它们优先于个体实体。解释总是从这些超个体实体的自我规定与变化出发;个体行为导源于这些实体” 为了预先抵制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可能反对, 埃尔斯特对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首先, 这种方法不对个体特征作任何实质性的预设。也就是说, 诸如个体的自私与理性这些假定并不必然存在;其次, 这种方法并不将个体假定为“原子式”的存在, 个体间的关系必须被置于社会解释之中;最后, 要避免一种不成熟的还原论, 即机械生物的还原论。这意味着, 方法论个人主义只能在具体语境中使用, 虽然任何社会现象原则上都可以还原到个人, 但事实上并不需要对每一整体都作出还原。当某一整体是作为超个体实体而存在时, 还原就是无意义的。通过以上限定可以看出, 虽然埃尔斯特将方法论个人主义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但并没有绝对预设它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 值得一提的是, 埃尔斯特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建构依赖于其对辩证法的反对, 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构成性谬误”、“反终极性”以及“次优性”等概念来试图佐证自己的观点 (二) 德国法上的“构成性误读”与“反终性” 埃尔斯特指出, 对社会的解释有因果解释、意向解释与功能解释三种方式, 方法论个人主义总体上推崇一种意向解释, 即注重行为的动机。然而意向解释并不总是充分的, 因为社会生活充满了“矛盾”。埃尔斯特认为, 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一概念具有模糊性, 于是他引入“构成性谬误” (fallacy of composition) 、“反终极性” (counterfinality) 以及“次优性”三个新的概念力图说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两种矛盾形态。 一方面是实际存在的矛盾, 它们表现为“构成性谬误”与“反终极性”, 前者是一种内在认知, 后者则标明一种行为结果。埃尔斯特认为, 个人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这意味着个人的偏好、信念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一旦个人没有认识到这些限制而作出判断时, 就会产生认知错误, 这就是“构成性谬误”。而“反终极性”指称一种有违个人意愿的行为结果, 即个人行为的无意识后果,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黑格尔“理性的狡计”都是它的表现形式。在埃尔斯特看来, 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果之间存在三种关系:个体在正确的假设前提下行动, 并得到满意的结果;个体通过偶然的方式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个体没有获得原本意愿的结果。最后一种关系就体现了所谓的“反终极性”, 它指的是个体按照其想象的与他人的关系行动时, 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反而可能遭受更糟糕的结果。显然, 埃尔斯特认为“构成性谬误”与“反终极性”强调了个人心理与社会现象间的关联, 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吻合, 它们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矛盾”, 有效地克服了“辩证法”概念的模糊性。 另一方面是看似“矛盾”实则并不是的“矛盾”, 这表现为各种“次优性”现象。“所谓次优性是指非合作解决方案的故意实现, 是由个体策略选择带来的某种次帕累托状态的补偿机制。在此情况下, 当所有参与者都采取某一策略方案, 并充分意识到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此时他们的收益至少等于或大于他们中的某些人或所有人采取处在分歧策略方案时的情况” 总之, 在埃尔斯特那里,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