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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限度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可靠性假设 本文主要从国内消息成本理论的角度考察了民主可靠性的假设及其限制。国内观众成本理论在国际危机谈判中应用比较广泛, 根据该假设, 民主国家领导人可以更有效地制造和展示国内观众成本, 使得民主国家更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危机。 秉承上述研究困惑, 本文试图从国内观众成本的制造和展示、规避和支付等环节出发, 总结和分析民主可信度假设在所有环节可能面临的挑战。本文第一部分将有针对性地分析观众成本的制造和展示机制, 以展示实际研究中民主可信度假设的外延和理论适用范围是如何被逐步缩小的。本文第二部分将分析作为理性行为体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是如何在危机谈判中规避国内观众成本的。对于民主国家领导人来说,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有动力并且有能力规避国内观众成本, 从而为自己在危机谈判过程中的决策保留灵活性, 这一情况表明还存在民主可信度假设之外的行为逻辑去理解国家的危机谈判行为。本文第三部分将展示观众成本的支付机制。在并不必然支付观众成本的情况下, 领导人有可能忽略国内观众的制约, 从而选择偏离民众偏好的危机谈判策略。对观众成本作用机制涉及的几个主要环节的分析结果表明, 政治制度并不必然影响信号可靠性。本文选取2017年6月至8月的洞朗对峙危机谈判作为案例, 分析了在危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印度政府对国内观众的引导策略和对外谈判行为, 以论证和检验本文对民主可靠性假设理论及其面临学理挑战的分析结果。 一、 观众成本理论与民主可信假设 在国际政治中, 欺骗是客观存在的行为方式, 各国都对此保持警惕, 但在实际外交中, 人们总是很难及时发现和避免掉入欺骗陷阱。在国际危机谈判中, 领导人如何掩藏自己的胆怯并让对手相信自己是决绝果断的?领导人又该如何发出可信的外交信号以昭示决心, 防止对手误判危机形势而导致危机升级?谢林 (Thomas C.Schelling) 是第一个将可信外交承诺与成本信号联系起来的学者。 国际危机最终将以两种方式结束:一种是危机升级为战争, 另一种是危机和平解决。费伦 (James D.Fearon) 系统地发展了观众成本理论。他认为, 在国际危机谈判时, 如果领导人选择了从之前做出的公开威胁中退缩, 将受到国内观众的政治惩罚。 费伦的理论成果成为观众成本理论发展的里程碑之一, 引导相关研究将重点投向观众成本的制造和展示机制, 并为民主可信度假设提供实证支持。一般认为, 民主制度的特点使得民主国家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沟通政策意图, 也就是说政体类型在解决安全困境方面发挥了作用。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合并时间序列数据与截面数据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此进行论证, 例如对相关冲突数据进行大样本研究后, 有学者认为民主国家的民众能够对领导人决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使得其领导人在对外危机谈判中发出立场坚定的谈判信号, 从而争取更有利的谈判结果。 至于为何民主国家的行为比其他国家的更可信, 肯尼斯·舒尔茨 (Kenneth A.Schultz) 强调反对党与执政党的竞争有利于克服国际危机谈判普遍遇到的信息不对称 (Information Asymmetry) 困境, 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国际危机谈判失败的主要障碍之一。 关于民主可信度假设的研究进展并没有掩盖其面临的很多问题, 例如逻辑自洽问题。正是因为民主国家领导人比非民主国家领导人面临更高的观众成本, 有时这种成本太高使得将危机升级为战争反而成为更受青睐的选项, 对于民主程度更高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为了解决以上的逻辑困境和应对实证挑战, 基柏勒 (Douglas M.Gibler) 和哈奇森 (Marc L.Hutchison) 进一步缩小了民主可靠性假设的理论外延, 区分了民主国家涉入的危机类型。他们发现, 领土冲突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且充满争议, 但民主国家很少面临直接的领土威胁, 使得领导人可以选择相对更容易胜出的冲突,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主国家更有能力迫使对手让步。 二、 领导人选择性的信息供给 国家间发生的危机本质上是政治危机, 因此必须考虑领导人的政治技巧, 观察他们是如何应对国内观众对其外交战略的制约。斯奈德 (Jack Snyder) 和柏格哈德 (Erica Borghard) 在研究中发现, 领导人在危机期间很少发出明确无误的威胁, 相反更希望通过模棱两可的外交措辞以保持政策选择的灵活性。也就是说, 作为理性行为体,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各种手段去规避观众成本, 摆脱国内观众的制约。 在国际危机事件中, 领导人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掌控谈判进程, 这成为考察领导人规避观众成本能力的主要方面。对于民主国家领导人来说, 当需要扩大危机关注度时, 对媒体提供更多的消息可以激发国内政治精英的讨论, 对特定政策的讨论越激烈, 就越可能激发公众意见。 通过选择性的信息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