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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总集和选评 基于传统的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与清水凯夫先生提出了“新文选学”, 游志诚、许逸民先生等学者相继论述了新文选学的内容。许逸民先生在《“新文选学”界说》一文中, 将新文选学总结为“八学”:第一, 文选注释学;第二, 文选校勘学;第三, 文选评论学;第四, 文选索引学;第五, 文选版本学;第六, 文选文献学;第七, 文选编纂学;第八, 文选文艺学。其中“文选编纂学”涉及《文选》成书的诸多问题, 被日本学者清水凯夫称为“《文选》的真相”。许逸民认为这一领域为“近十年来的热点”:“编纂学研究的起点应是探明《文选》编纂时的真相, 如成于众手问题、实际主持人问题、成书时间问题、编纂目的问题等。其次, 要弄清编纂体例, 如编者文学观问题、选录标准问题、所选作品之间的内在规律问题等。这些文体的解决恐非易事, 因史料匮乏, 人言人殊在所不免。第三, 《文选》对后世编选总集的影响, 也是编纂学应该研究的问题。从骆鸿凯的《文选学著录》中所开列的‘补遗广续文之属’,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文选》一书的强大冲击力。” 一、 传统解决萧统学派的观点 对于《文选》的编者问题, 学界有三种意见。其一是传统观点:萧统主编, 萧统的学士加以辅助。这一观点受到历代学者的支持。其二是萧统挂名, 刘孝绰主编。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为日本清水凯夫先生。其三, 萧统独编说。持此观点的代表学者为力之先生。 (一) 传统观点:《法律》传统的协助 根据《梁书》《南史》等史书记载, 《文选》主编者确为萧统。又根据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王应麟《玉海》等书记载, 萧统的学士对编撰工作加以协助。对其辅助之人, 学界有不同意见, 有昭明太子十学士、高斋学士、文选楼学士、刘孝绰及何逊等说法。这一观点有历代文献记载, 也符合萧统“爱好文学”、广招学士的史实, 所以, “萧统主编说”作为流传千年的传统观点, 受到历代学者的广泛认同。在现代文选学研究中, 清水凯夫、力之先生对此观点进行了质疑, 进而提出了“萧统挂名说”与“萧统独编说”。 (二) 对《文选》编撰的探讨 清水凯夫先生认为, 刘孝绰为《文选》的实际编撰者, 而萧统只是挂名。他提出了几点例证:其一, 学术研究不能被“定评”限制。根据史书记载, 萧统编纂《文选》三十卷, 历代学者皆延续此说。但古代有一惯例:古代帝王对下属下达编辑的命令, 下属承担编辑任务, 帝王并无实际工作, 最后署上帝王的名字, 或帝王只是书写序文。所以根据史书的记载认定《文选》的主编为萧统, 并不可信。又根据日释空海《文镜秘府论》、王应麟《玉海》对刘孝绰的记载, 《文选》的编撰是以刘孝绰为中心的。其二, 对《文选》文本的解读, 要结合史实, 参照时代大背景。如《广绝交论》是刘孝绰为报复到洽而选入《文选》;《刘先生夫人墓志》是刘孝绰为恢复父亲先师刘瓛及其夫人名誉而选, 等等。这些《文选》中的文本都是“刘孝绰中心说”的有力证据。其三, 萧统与刘孝绰的文学批评观念存在一定差异。最有力的证据是, 萧统在《陶渊明文集序》中批评陶渊明的《闲情赋》是“白璧微瑕”, 却在《文选》中选录风格相近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等以“情”为主题的篇章, 不符合萧统“兼文质, 而无伤风教”的选篇标准。这种作品选择方面的互相矛盾, 只能用刘孝绰为《文选》的主编来进行解释。其四, 《文选》选录了相当数量的“永明体”风格的诗文, 这是由于刘孝绰崇尚“永明体”。这一文学理论是由沈约、任昉、范云、谢朓、王融、刘孝绰的父亲刘绘为中心的共同理论。刘孝绰具体的选篇标准也集中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一文中。综上所述, 刘孝绰是《文选》的编者, 而萧统并未参与实际的编撰工作, 只是挂名。 清水凯夫先生跳出常规的研究方法, 认为“选择作品时, 未必能说是编者先确立理论再按照理论作批判的选择。实际上多数情况与此相反, 最先以编者的思想、信念、爱憎、资质等极其主观的鉴赏和实感进行批判的选择, 然后确立其理论根据。” (三) 关于刘孝瑶等人协助的观点 力之先生认为《文选》系由萧统独自编撰, 未有他人协助。他在文献与情理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其一, 从可靠的文献记载来看, 《梁书》《南史》《隋志》《唐志》等史书均记载《文选》三十卷为萧统所编, 未指出有协助者。这些文献是正史材料, 坚实可信。同时, 还要区别那些不可靠的文献。《文镜秘府论》《玉海》引《中兴书》这样的文献, 多有不符合史实的错误, 所以不可轻信其关于刘孝绰等人协助的说法。其二, 从情理方面来看, 萧统虽引纳才学之士, 但这与《文选》的编撰并非一回事, 而且现存的可靠史料并不能证明刘孝绰等昭明太子十学士参与了《文选》的编撰。此外, 萧统在《文选》与《陶渊明集》中采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 不能以《陶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