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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智慧与《世说新语》中的魏晋热风 齐临安王刘义庆（403-444）编纂的《世说新语》记载了东汉末年至东晋时期学者的轶事和有趣行为。它记录了200多年来交替发生的学者的言行，并及时展示了他们的言行。当时，他们可能会对这个时期学者的整体风格有一般的感知和理解。士人们超拔智慧的言行特征被鲁迅称作魏晋风度。那是一种令人称羡、令人向往、给人愉悦和慰藉的理想,但又几乎是一种历史的绝响,因为在这么一段不算很长的时间里出现了这么一个人数众多、趣味大体一致的士人群体,在这之前没有、在这之后也几乎不再。之所以出现这种历史的壮观景象,我们不能不归功于《世说新语》。因此历代文人对《世说新语》十分爱好,评价很高。总起来看,《世说新语》所呈现的魏晋风度的主要形态特征是超拔;不过,《世说新语》似乎对于智慧的表现更感兴趣。超拔往往是智慧的超拔,智慧往往是超拔的生命智慧。这种智慧的目标是精神的自由。 一、 人格美与自然美的结合 《世说新语》是以记人为主的“小说”,所记条目围绕人的形象、言行、品性、旨趣等方面展开。形象、言行是外在、具体的,品性、旨趣是内在、抽象的。形象、言行除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和趣味外,还往往是为了呈现人物的品性、旨趣而出现的。品性、旨趣除由人物形象、言行得以呈现外,也常常由叙述者或他人来直接进行评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魏晋风度虽不废形、但却重神的特点。 如,关于超拔的形象方面,晋人“发现”了人物美,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人物美是人自身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美,包括身体的美、行为的美(即姿容的美)和精神的美。在《世说新语》中人物美的这两个方面常常是合在一起的,而且往往更关注精神的美。人物美通过两个方面来展现,一是直接的描写,一是他人品题和评价。如王濛的风采:“林公道王长史:‘敛衿作一来,何其轩轩韶举!’”(《世说新语·容止》29)1刘孝标注引《语林》曰:“王仲祖(即王濛,王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即王濛的父亲王讷)那生如馨儿。’”王濛跳出父子关系,站在他人的角度上对自己进行赞赏。而对精神的重视突出地表现在对刘伶的丑陋的“转变”上:“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13)虽然又矮又丑,但其气度却不一般。精神上的高妙弥补了形象的不足。 对人物的品题很多是对人物形象的概括性表现。其中用自然之物来比喻人物的品题尤其显得突出,如,“人有叹王恭形茂者,曰:‘濯濯如春月柳。’”(《世说新语·容止》39)这种描述是人格美的一个整体表现。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人们用自然美来描述人格美的特点,这说明“这两方面的美——自然美和人格美——同时被魏晋人发现”。277这种描述方式使自然美与人格美相互映衬、互相生发。 又如,超拔的言语,包括准确的品题、机锋、谈玄论道等,指人物的语言,而不是叙述者的语言。这体现了《世说新语》对语言美的十分重视。而谈玄则是一种言语的行为。《世说新语》中没有载录具体的玄谈内容,但人们玄谈时的那种忘我精神却有生动的描述,如,孙安国与殷浩玄谈时的情景:“往反精苦……彼我奋掷(掷,振也)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通“暮”)忘食。”(《世说新语·文学》31)又如,支道林、许珣的辩难中,“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世说新语·文学》40)这种谈玄看来具有很浓的娱乐性。言语的“交锋”重在高明、洽切,一来一往,妙趣横生。 再如,超拔的旨趣、情怀,常被称为“玄远”。不理俗务可以是“玄远”,迫近玄理也可以是“玄远”。不理俗务的人往往追求对玄理的迫近,迫近玄理的人则多半不理俗务。阮籍“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15),王衍“雅尚玄远”不言钱(《世说新语·规箴》9),这里的“玄远”当属不理俗务一类;荀粲“谈尚玄远”(《世说新语·文学》),这里的“玄远”当指所谈论内容的超拔高蹈。 超拔是魏晋风度的外在表现形态。它是需要智慧的支持的;没有智慧的支持,超拔就会流于浅薄、变成滑稽,就会行而不远。智慧是魏晋风度的核心内涵。这种“智慧”不是嵇康在《太师箴》中所反对的那种“智慧”:“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慧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擘画违仁。利巧愈竞,繁礼屡陈。刑教争施,天性丧真。”(《四部丛刊·嵇中散集》)人们为了一己之利益而使用“智慧”,这种“智慧”伤害了公道,伤害了贤人和天下。因此,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这种思想可以在老子的“绝圣弃智”(《老子》十九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观点中找到根源。智慧是与生存相关的,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但魏晋风度的智慧,不仅仅是生存的智慧,而且更是生命的智慧,是把握、体悟生命本体的智慧。 《世说新语》中人物的智慧是超拔的智慧,表现出“发现”和“发明”的能力。“发现”是指能见人之所未见,“发明”是指能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