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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东北大豆贸易 自港口港（牛庄）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出口贸易迅速发展。营口港作为中国东北部的一个重要贸易中心，长期占据着中国东北部的对外贸易。在开放港口之前，东北地区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中部地区，主要集中在南方和山东。货物运输主要是中国东北三省和其他地方特产。大豆成为东北最重要的输出商品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东北原不产大豆, 清代之前东北大豆种植量极少。清初, 为了医治战乱创伤, 清政府鼓励关内汉民移居东北进行垦植。山东、河北的移民把大豆传入了东北, 东北土地肥沃, 自然条件适宜, 为大豆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并且东北出产的大豆品质佳, 含油量和出油率高, 因而为民众所喜欢。很快东北大豆在数量和质量上就超过了关内大豆, 迅速跃升为全国之首, 大豆及制成品豆饼、豆油也为各地商贩所青睐, 成为东北对外输出中的重要商品物种。东北大豆虽物产丰富, 但清政府出于保护东北民食的需要, 采取了限制东北大豆从牛庄海上出口的“豆禁”政策, 禁止东北大豆向关内各省输出。“豆禁”政策的实施严重影响了东北地方经济的发展, 为各方所诟病。乾隆三十七年 (1772年) , 清政府完全解除了盛京地方的出口豆禁, 采取了以税收代替豆禁的政策, 允许各种商船自由贩运黄豆、豆饼, 每担只收税银一分一厘。这种以税代禁的政策不仅大大增加了税收, 也促进了牛庄港海运的开展, 牛庄港大豆的出口量明显增长。运输量的增多又刺激了东北地区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不断增加, 大豆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可见, 在牛庄开埠之前, 大豆已成为东北对外输出的最重要商品。 一、 商章程的善后条约 英国迫使牛庄开埠一方面是向东北倾销英国工厂生产的各种工业品, 另一方面当然是要掠夺东北丰富的生产原料和土特产品, 大豆作为东北对外输出的首要商品自然在英国商人的觊觎之下。东北大豆不是简单的出口商品, 其生产、运输可为英国殖民者带来可观利益。首先, 大豆、豆饼和豆油的用途为英国等欧美国家所认识, 其营养价值为欧美人士认可, 贩运中国东北的优质大豆在欧美地区有着广阔的市场, 因而可为英国商人带来巨额的利润。其次, 在牛庄开埠后, 英国商人对贩运大豆考虑最多的是大豆运输所需要的航运力量。东北生产大豆, 但大豆的需求方为中国南部和国外, 遥远的距离势必需要航运业来提供服务, 因此大豆的远途贩运也可为英国占优势的海上运输带来巨大利益。所以, 自牛庄开埠后, 英国在东北大豆的出口方面就想要分得一杯羹, 攫取更多的权力。 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天津条约》之后, 英、法、美三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中国沿海、内河航权丧失, 海关管理权也被英国掠夺。在英国商人觊觎已久的东北大豆的运输方面, 清政府出于保护丰厚税收和保护以运输大豆为主的数十万人的生计考虑, 中英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明确规定:“豆石、豆饼在牛庄、登州两口者, 英国商船不准装载出口。其余各口, 该商照税则纳税, 仍可带运出口及外国俱可”。117此项规定表明, 中国沿海航行权、贸易权虽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严重打击, 但牛庄、登州二口的“豆禁”一项, 总算被条约肯定下来, 这样做“不独商民不致凋敝, 于海运仍可无误”, 可以使沿海数以万计的商民船户的生计得以保护。中国帆船南北运输大豆的利益也暂时得到保护。这是近代中英交涉中少有的能暂时维护自身利益的款项之一。 由于牛庄 (营口) 对外国船实施“豆禁”, 东北大豆运输仍然被国内南方沙船所独占, 每年约有数千只沙船云集营口港, 载运大豆、豆饼、豆油至上海、宁波、广州、香港等地销售。中国帆船在营口贩运大豆, 获利甚厚。而英国洋船到营口港卸货后则因“豆禁”, “此口无货, 只得空回”, 多有亏损。英国人痛感中国“豆禁”对他们经营中国沿海运输是一个大的障碍, 于是千方百计想冲开“豆禁”。同治元年 (1862年) , 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出面, 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 历诉“豆禁”之苦, 要求解除牛庄“豆禁”。清政府摄于洋人的压力, 一改原有立场, 采取了妥协的态度, 当年正月即答应洋人要求, 下令“各省海口豆石开禁, 准令外国商船运售”。从此, 牛庄、登州两口坚持数年的对外国船舶的“豆禁”政策, 终于在1862年初被解除。此后, 英国等外国的航运势力也就通过贩运大豆从中国南方延伸到北方的辽东半岛, 插手中国的大豆运输。 牛庄大豆开禁使外国船只运输东北大豆合法化, 打击了中国传统的海运势力, 加速了中国海运帆船业的衰落。同时大豆运输开禁, 加速了东北地区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大豆成为东北最大的出口商品, 豆类三品在东北货物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东北豆类相关产品的输出方面, 英国营口 (牛庄) 海关报告声称“本埠对外输出商品中最大宗的就是大豆、豆饼及豆油, 虽然这些商品现在还不能成为运往英国的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