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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分化到整体改善森林转型、农地边际化与生态恢复 在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中，有一个重要的纽带，即人类的土地使用活动。食物的生产需要土地,工商业发展和居住需要空间。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土地。眼下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还必须为自然生态留下空间,因为土地是后者的载体。然而,土地这种资源总是有限的。任何一方面用地多了,必然会约束其他方面的需求;作为对自然生态的一种干扰,任何一种土地利用方式都会对环境和生态造成影响。因此,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方向,可以在某种程度或某一侧面上把握环境与发展或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 从近几年政府公布的森林资源清查、荒漠化监测及土壤侵蚀普查数据来看,我国生态状况出现了向好的局面:①国家林业局连续七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表明,自1980年代初以来,全国森林面积持续增加;②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表明,2005至2009的5年间,全国荒漠化土地减少1.25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减少8 587平方公里,荒漠化和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植被状况得到改善;③第三次全国土壤侵蚀遥感普查数据(2000-2001年)显示,与第一次普查(1985-1986年)数据相比,水蚀面积减少了10.1%。此外,有关野生动物的监测也表明,一些动物的种群数量增加很快。例如来自浙江省林业厅的统计,该省野猪的种群数量自2000至2010年从2.9万头增加到15万头,10年间增长了4倍。 生态状况的这种向好的局面,到底是趋势性的变化还是暂时的现象?上述监测数据是否说明我国的生态状况已经发生了从整体恶化向整体改善的转型?本文试图从土地利用变化的角度进行分析。 对于人地关系和土地利用演变这些复杂性问题,有两种途径可以帮助我们把握未来。一是经验性的途径,特别是历史的纵向考察与地理的横向比较,从纷繁中梳理出一般性规律;二是系统性的途径,即根据关键驱动力的演变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来推测土地利用变化的方向。 最近十余年对于土地利用变化的探索,国际学术界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其中认可度最大的,当属“森林转型”或“国家土地利用形态转型”。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森林转型可能是多种原因驱动的。然而,农用地持续减少,森林面积持续增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耕作成本较高的劣质耕地退出农业生产,进入“被边际化”的过程中。 中国是否能像发达国家一样,经济发展与生态状况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双赢”的局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城市化与生态压力之间的关键联系环节——森林转型、农地边际化及其驱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1 森林面积扩张的路径 “森林转型”是英国地理学家Mather于1990年代初总结出的关于土地利用长期变化的一个规律。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森林面积逐渐从净减少变为净增加,发生趋势性的转折。即国家的森林面积随时间的变化呈现出U型曲线的形态。这一规律最初是根据欧洲和北美工业国森林面积的历史变化总结出来的。Mather本人和许多学者在随后的大量经验性研究中,发现印度和越南等南亚东南亚、墨西哥和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发展中经济体,也先后发生了森林转型。 为了探索森林转型的原因,Grainger等将U型曲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转型之前的森林面积净减小阶段与其后的净增加阶段。多数案例表明,前一个阶段森林面积的减小主要是农业用地面积扩张的结果,间接的原因是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对粮食等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而在后一阶段,虽然直接原因可简单表述为前一阶段的逆过程,但间接原因却非常复杂。各个国家的情况差异较大,U型曲线的形态有的接近于V型,有的却呈现出一个较宽的谷底。 关于森林面积增加的驱动力,Rudel归纳出两条典型的路径,即森林转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和“森林短缺路径”。前者指经济增长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造成劣质农地的退耕,部分耕地因此恢复为森林。于是,对应于森林转型,农地面积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形态;后者指社会对林木产品的需求增加,价格信号驱动人工林面积扩张。当然,政府的政策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在亚洲国家的案例中表现尤为明显。不过,公共政策往往是由环境和生态压力驱动的。森林砍伐造成的生态退化和自然灾害,意味着土地生态服务能力的降低。因此也可以这样理解:“生态服务”这种森林“产品”的短缺造成了森林面积的扩张。即广义上也可归入Rudel所说的第二条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森林转型近年来也受到了国际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领域的关注,Mather和Lambin等都先后撰文分析了这一问题。Mather根据方精云等人文章中的数据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有关农业和林业统计资料,认为中国的森林转型发生在1980年前后。对于近几十年中国耕地面积的变化,毕于运等和封志明等均做过详细的考证,发现从净增加到净减少的拐点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