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分类思想.docxVIP

论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分类思想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创作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都特别。刘义庆的个人也出于各种原因对政治不感兴趣。然而，作为王室的成员，他的书反映了一些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些综合因素使《世说新语》的思想多元化。 一、 “清谈”是“清谈”的手法 刘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就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在统治中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有统治阶层的大力倡导,才使得儒家思想能在玄、道的冲击之下,依然能保持正统思想的地位。刘义庆作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的书中必然也要体现出一定的儒家思想,所以在编排上,刘义庆《世说新语》首录能充分体现儒家思想的“孔门四科”。不仅如此,在《方正》《雅量》《规箴》《自新》等篇中,刘义庆也通过一系列的人物故事来弘扬儒学。 尽管如此,刘义庆生活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决定了《世说新语》的内容不可能以儒家思想为宗旨。魏晋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为了避祸而选择避世,言语多为清谈。刘宋时期,社会动荡依然存在,而刘义庆的生活又多了一个残酷的政治环境—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怀疑猜忌不断。在这种形势下,本就“性简素,嗜寡欲”的刘义庆选择了“不复跨马”,与政治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世说新语》中,刘义庆更多地是以“清谈”的笔法来编撰的。“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当时的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是,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而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清言”。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与清谈如出一辙。 据有学者统计,《世说新语》共载故事1 130则,而属于德行政教的共有168则,仅占总数的15%。而且在这些体现儒家思想的168则故事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真正属于儒学的范畴。如《世说新语·言语》:“桓玄诣殷荆州,殷在妾房昼眠,左右辞不之通。桓后言之此事,殷云:‘初不眠,纵有此,岂不以贤贤易色也!’”(P87)在儒家学说中,言语指的是人思维敏捷,善于辞令,应对机智。而殷仲堪却用好贤之心来比较好色之心,只能称作是诡辩。再如《世说新语·雅量》:“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 ,著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P199)雅量是说人的胸怀宽阔,气度宏大。祖士少贪财,流于鄙俗;阮遥集好屐,亦属嗜好。此二人的行为怎可与正统儒家思想的雅量相提并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世说新语·文学》。儒学中的文学特指精通礼乐制度,熟悉经传典章。而《世说新语·文学》共收录故事104则,却有近三分之二的内容与玄学清谈有关,其余的也多是写诗赋创作。可见,《世说新语·文学》早已背离儒家学说中的文学本意。 中卷和下卷中,能体现出对儒家倡导的礼教纲常、功名利禄的不屑的人物故事更是俯拾皆是。《世说新语·栖逸》:“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P356)嵇康拒绝出仕,明显有悖于儒家的“济世”思想。对隐士的肯定便是对儒家“济世”思想的否定。《世说新语·简傲》:“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P415)王子猷的傲慢无礼与儒家倡导的“礼”完全背道而驰。《世说新语·仇隙》:“王孝伯死,悬其首于大桁。司马太傅命驾出,至标所,孰视首,曰:‘卿何故趣欲杀我邪?’”(P497)这种仇恨之事更是为儒家思想所不容。 二、 人格的缺失与人物的超逸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儒家学说所确立的道德观、审美观遭到空前的冲击。《世说新语》在刻画人物时,已不再完全按照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为依据了。当时士人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加上刘义庆的个人境遇,使得《世说新语》一书更多着眼于体现人的自然人格,处处留有“自然”之踪影。 《世说新语》一书的的后半部分多为“贬门”,但从所收故事中,丝毫看不出作者的嘲讽,相反还有些津津乐道的意味。如《世说新语·简傲》:“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412)该故事体现了吕安的洒脱与不羁。 再如《世说新语·假谲》:“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后来必高。因贴卧床上,剑至果高。”(P445)这则故事很明显是对曹操的机智与镇定的欣赏。 可见,刘义庆在编撰《世说新语》时,并不关注人物言行于当时社会的影响,换言之,他并不注重人物的言行是否处在“德行”的范畴之内,只要是自然个性的体现,在他看来都是值得欣赏的。 《世说新语》以人物品评为主要的叙事内容,它品评的标准便是人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不仅体现在人格上,就连在对人物外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