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程度、控股股东性质与股权结构治理效率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docxVIP

控股程度、控股股东性质与股权结构治理效率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一、 股权结构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目前，主要研究了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主要研究了大股东的股份比例、大股东性质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首先,现有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有正向线性、负向线性、U型关系、倒U型关系等不同结果(Xu and Wang,1999;孙永祥和黄祖辉,1999;白重恩、刘俏、陆洲、宋敏和张俊喜,2005;徐莉萍、辛宇和陈工孟,2006),显然,已有研究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关系方面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因而无法判断控股股东是否增进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其次,对于大股东性质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发现在非保护性行业,国家股和法人股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不显著。Sun and Tong(2003)却发现,国家股对公司业绩有负面影响,法人股对公司业绩有正面影响,外资股对公司业绩没有显著的影响。Wei, Xie and Zhang(2005)发现的结果则是,国家股和法人股都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呈明显的非线性、正U型关系,外资股则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另一方面,很多学者研究股权结构与盈余质量和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王化成和佟岩(2006)通过考察盈余反应系数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为国有股时盈余质量更低。曾颖和叶康涛(2005)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质量外部审计需求呈倒U型曲线关系。肖作平(2006)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质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的公司,其审计质量显著低于第一大股东为其他性质的公司。 从实质上看,以上研究都在探求何种股权结构能够有效地抑制代理问题,从而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公司治理中两类核心代理问题——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Jensen and Meckling, 1976)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La Porta et al, 1999),其实质都是企业内部控制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代理问题(La Porta et al, 2000)。内部控制人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盈余操纵行为。研究表明,投资者保护程度越低,控制权收益越大,那么,盈余操纵程度就越高(Leuz et al, 2003),而对前期报告的会计数字进行更正的财务报告重述(以下简称为“财务重述”)行为从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上市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Lev, 2003)。因此,研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为探求股权结构的公司治理效率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财务重述是指上市公司在发现并纠正前期财务报告的差错时,重新表述以前公布的财务报告的行为(APB 20)。1国外学者研究发现,财务重述导致了负面的市场反映(Palmrose et al, 2004;Anderson and Yohn, 2002;Wu, 2003),并且导致了盈余反应系数的显著下降(Anderson and Yohn, 2002;Wu, 2003)和资本成本的显著上升(Hribar and Jenkins, 2004)。与此同时,财务重述行为导致管理层变更(Desai et al, 2006),并使公司招致集体诉讼(Palmrose and Scholz, 2004;Lev et al, 2007)。有鉴于此,研究者也开始探讨公司治理机制对财务重述发生概率的影响,Agrawal and Chadha(2004)发现企业的CEO属于企业的创始家族时更容易发生财务重述,而当企业的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包含具有财务专门知识的独立董事时,较不容易发生财务重述。Burns and Kedia(2004)发现CEO的期权激励可能导致公司发生财务重述。Kedia and Philippon(2006)发现管理者的无能是导致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重要原因。国内学者对财务重述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现有的研究成果比较零散,张为国和王霞(2004)研究了财务重述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王霞和张为国(2005)研究了财务重述与独立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杨忠莲和杨振慧(2006)研究了财务重述与董事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总括观之,国内外现有的文献还未涉及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股权结构下公司治理的效率。本文发现,在没有绝对控股股东的情况下,无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最终控制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性质,其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都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高,显示绝对控股可能降低代理成本;这一结果验证了“搭便车”理论,在股权分散情况下,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人更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在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