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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在中国的形象 在纪念易卜生去世100周年的日子，这位伟大的挪威剧作家的名字给人们带来了重大带别。当然不止于名字,还有他的作品。不仅是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易卜生多部从未在中国上演过的剧作,也由于找到了一个极合适的理由,被不同的剧团以不同方式搬上舞台,有些用中国古典戏剧的方式上演,其中有些剧作的主人公被改成中国式的名字,有些剧作的场景被搬到中国;也有些是由装扮成金发碧眼模样的中国演员,用中国传统戏剧的声腔音乐演唱。当然最多的演出是话剧。2006年在中国上演了超过10部易卜生作品,它已经使易卜生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出现频率,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外剧作家。 这样一些以易卜生为名义的演出,无论采用何种形式,至少它们似乎都在围绕着易卜生做文章。中国无疑出现了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波易卜生热。某位刚刚到挪威参加了为纪念易卜生逝世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带回的消息是,在这次包括了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上,参会最多的除东道主——易卜生的国人挪威人以外,就是中国人。 如果易卜生在天有灵,或许他会将中国看成他的第二故乡。是的,一个世纪以来,易卜生的灵魂就一直飘荡在中国上空。他一开始进入中国,就像是一个神话。然而当人们真正需要为纪念易卜生做些什么时,却意外地发现,易卜生在中国的形象以及在不同时代的影响,是如此地朦胧不清。今天虽然有许多易卜生的剧作被搬上舞台,然而它们何以被重新演绎,以及戏剧家们将要用什么以号召观众走进剧场,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含混不清。人们不断地声称我们处于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中国戏剧正在向着多元的格局发展,然而在这貌似丰富和多元的环境里,中国的戏剧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色彩,却颇费猜度——就像易卜生的形象何以再度在中国频频出镜,除了正值他逝世100周年这个纯粹时间上的意义以外,易卜生在今天还能够用什么引起当代中国戏剧家以及观众的兴趣?所有这些本该不存在的问题,竟是如此令人烦恼地存在着。 确实,我们不知道易卜生今天是以什么身份重新出现在中国。我们清楚地知道,以往的易卜生并不是以他本来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至少不是按挪威人乃至欧洲人所理解的那种面貌出现。而对易卜生的理解,竟然如此纠缠不清地影响着中国戏剧和整部现当代文学艺术史。 易卜生活着的时代,中国人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戏剧家,更不用说是普通民众,对他几乎毫无所知。直到他被当成偶像引进到中国,才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位标志性的追摹对象。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4号上,北京大学法国文学教授宋春舫向国人介绍一百种近代西方戏剧“第一流”的名著,包括了15个国家的56个剧作家,其中易卜生一人的剧作居然占了10种。 相信没有哪个国家,包括挪威本国的戏剧史家会认同对易卜生及其作品的这一评价,但我们都理解,易卜生之在中国出现以及产生影响,最重要的动因在于戏剧之外。这种动因就是被当年的胡适称之为“易卜生主义”的戏剧理念,其缘由就在于胡适将易卜生的戏剧作品解读成社会问题剧、将易卜生看成是一位对社会问题有着特殊且执着关注的剧作家。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觉得易卜生应该具有超乎其他同时代的剧作家,甚至超过世界戏剧史上几乎所有剧作家的影响与地位,恰如同宋春舫的介绍一样;至少对于当时的中国人,他的意义非同凡响。 因此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认真探讨易卜生在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是他对于中国戏剧究竟意味着什么。易卜生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基于胡适所说的“易卜生主义”,但易卜生自己或许并不是一个胡适所说的“易卜生主义者”。由于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引领作用,那些将戏剧作为促进社会发展事业之助力的新知识分子们,在进入戏剧领域时自然而然地以“易卜生主义”为最高的艺术理想,他们的创作正循此方向而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更应该看成是胡适所定义的“易卜生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在戏剧领域如此,这一影响还超出了戏剧,波及整个现代文学艺术界。 理解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角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戏剧界曾经有过一场“非易卜生主义”戏剧思潮,这可能是近一个世纪里易卜生的名字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艺术发展的障碍,然而从这里也不难看到戏剧界已然形成的对“易卜生主义”的认知。在那个时代,一批尚未出道但急于要发出自己声音的青年戏剧爱好者们,坚持认为所谓“易卜生主义”对于当时的戏剧观念的革新与解放是无法忍受的压抑,因而相信只有兴起一场“非易卜生主义运动”以摆脱“易卜生主义”的统治,中国戏剧才有希望。“非易卜生主义”运动中崛起的是一批奇形怪状的心理剧或哲理剧,它们像烟花一样瞬间灿烂后便归于无形。 如果批判与反抗也是一种重视,那么,至少从20世纪初与70年代末这两个主要时期看,易卜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我们由此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个世纪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