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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的恒在自在一种哲学,一种建筑 一、 恒在之维—自在、现在、恒在 自我满足、现在和现在是自由的，也是自然的酒神和日神的状态，有许多翻译代码。“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诗中的“自在”是其语义学上的本意—安闲。在佛学上,它意指超脱尘世喧嚣与荒谬的“净”的境界。在哲学意义上,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提出“自在”与“自为”两个相对的概念。黑格尔进一步将“自在”与“自为”分为概念的两个阶段:在“自在”阶段,潜藏在概念中的对立保持着原始的同一性;而在“自为”阶段,这些潜藏的对立开始区别、分化,对立也就显现出来。法国哲学家萨特从纯粹的主观意识出发,提出“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之说,“自在存在”指人意识之外的浑然世界,它是偶然发生的,没有目的性、因果性和规律性。 佛学及西方哲学关于“自在”的晦涩表达,其实与“自在”一词在语义学上的解释相去不远,“自在”意指安闲、自然洒脱,不刻意追求目的与规律,是一种超然的自主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建筑师都有“自传”倾向,建筑物往往是建筑师自我意识的外泄,建筑如其人。如果创作时建筑师心态是“自在”的,那么建筑物也往往是“自在”的,观者与用者也能感染到这种“自在”。而在当代社会,“自在”的创作空间并不大,因为“现在”与“恒在”是建筑师无可回避的双向挑战。 现在,即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现实需求,是建筑师必须首先回应的。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快速建造的城市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已成共同欲求,极力推崇“标志性建筑”,建筑师在这股英雄主义的表现洪潮中心浮气躁地奔走、应和、追求“宏大叙事”。各个建筑都在表现自己,希望从城市基体中脱颖而出,城市因而显示出被肢解的状况。 另外,在后现代语境下,多元价值体系共存,后现代、解构、欧陆风、民族式等各种风格流派在中国走马灯式似的演练,安德鲁、冯格·康、KPF、SOM、安藤忠雄、库哈斯等纷纷登场,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形式与风格的试验场,西方建筑话语在处于心理位势边缘的中国受到狂热推崇。而后现代情境下平面化的大众文化,被商业、娱乐业包裹着在不断制造时尚和流变。当下的中国建筑师在风格的汰变、世俗的熏陶中忙于疲惫地追风,常常茫然而失语。 恒在,建筑强悍的物性特质既要能抵御时间的侵蚀也需能融解人类精神,因而建筑作品应先在地服务,甚至规限未来,而未来之路在何方,谁又能准确言说?惟有托诸信仰和智性的直觉,这需要建筑师拥有哲学家与诗人的心怀与执着,即要有“哲学癖”,以直面人类社会本真的恒久价值,不是满足现世的生活之需而矢志于提升世人生存的品质。这就必然与“现在”产生一层紧张的对峙关系,因为“恒在”的追寻会冲击日常习俗之惰性。这种优秀的建筑作品或具有内置的“思想哲学”,或表达乌托邦式未来憧憬,从而迈进恒在之维。 勒·柯布西埃的朗香教堂、盖里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安藤忠雄的水御堂、路易·康的理查兹医学研究大楼、李伯斯金的柏林博物馆等等,这种以建筑的革命性、颠覆性推动建筑艺术前行的宏大使命感与荣耀感,这种“处于伟大的尼采式求索的阳光之下”(福柯语)的思考,使我们的建筑师承载了过多重负。 我们的社会需要柯布西埃、路易·康、密斯这样脱“俗”的巨擘和大师,以建筑艺术的革命性和批判带动整个社会艺术观念的前行,然而如果每个建筑师都像他们一样,我们的社会必然陷入艺术批判性的混乱之中。在当代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不应排斥实用主义精神,我们应欢呼大量的西萨·佩里、贝聿铭、菲利浦·约翰逊式的大师。他们“坚持以最大限度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为创作的主导目标”(《西萨·佩里》传)。贝聿铭“儒雅”的微笑为他的设计赢得无数赞誉,而埃森曼式的哲学癖或安藤忠雄的禅意,其恒在感,对中国建筑师有如一股清风,但相对于当下中国世俗的沸腾生活以及大规模、快速的建造运动,终究只能算是遥远的灵域之音。 自在,作为一种哲学,是当代中国建筑师应具有的一种创作状态。它可使建筑师既游离出现在的洪流,又可超然于恒在的象牙塔,远离时尚和流派的纷扰、以及眼前的功利之需—这些“现在”的旋涡,同时又卸下沉重的使命感与荣耀感—这些“恒在”的负累,建筑师以一种平常心、安闲的自主状态进入创作,在当下中国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创作状态。 自在,作为建筑性格,体现出一种有格调的物质存在,一种物化的生存质量。自在的建筑是游离于“权力意志”之外的,它无意于表达“宏大叙事”,也无意于紧张对峙的空间震撼和内省自问的空间玄学,是一种轻松自在、自得的建筑空间和形态,是一种“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建筑品格。 二、 长沙东北部原理4 笔者困扰于纷繁的社会活动,某天忽然忆起五年前建成的一个项目,驱车前往,重新检视,阅读出两个字:自在。 项目位于长沙郊区,基地南临田野,西、北临远大(空调)集团总部。名称为远大地中海会馆,是远大集团的休闲、接待中心。总建筑面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