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君道》中的更礼思想.docxVIP

论《商君道》中的更礼思想 春秋两季是中国逻辑思维发展的重要时期。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探讨，形成了各种理论和思想体系。在这些学说和思想体系中,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因而学术界研究商鞅的重点在其“变法”的理论和实践上,而对商鞅“更礼”则缺乏重视和研究。近年来,这一问题已引起少数学者的关注。其实,《商君书·更法第一》开篇就确立了商鞅思想的主旨。秦孝公因为“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以“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更法第一》)为由,商讨于商鞅、甘龙、杜挚三大夫,而商鞅的思想正是通过“变法”和“更礼”这两大主题展开。因此,商鞅之“更礼”与其变法同步进行,甚至可以说,商鞅之“更礼”是其“变法”的前提和主要内容:“更礼”为变法制造舆论,开辟道路;变法是“更礼”的具体实践。“更礼”与“变法”相呼应,互动,共同造就了商鞅思想在秦的治国实践方面的巨大成功。 一、 礼的政治功能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的主要形态。礼的产生与史前巫术宗教祭祀有关。《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示部)表明礼最初是先民祭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礼的系统化、规范化,始于西周的周公制礼。礼的内容一是典章制度,即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上层建筑;二是与宗法等级制度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三是与宗法等级制度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即社会成员一切行为的准则。由于礼产生于古代中国的宗法关系的土壤,并与血缘亲情紧密联系,因而其既有如法则律令般的强制性权威,又有道德的内心信念支撑和情感劝化作用。荀子曰:“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礼以顺人心为本。”(《大略篇第二十七》)所以任何一位古代思想家和学派都不可能忽略礼。正因为如此,与儒家在渊源上同出于“王官”的法家的思想中(参阅《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礼的政治功能特别受到重视。如早期法家慎到就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威德》)儒家礼学以“正名定分”为前提,早期法家申不害也强调:“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大体》)齐法家管子亦重视礼:“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牧民第一》同时,儒家礼制最强调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准则,法家在这一点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慎到提出:“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逸文》)《商君书》亦提出:“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画策第十八》)此即典型的关于礼制的等级伦理原则的表述。所以,《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可以这样说,儒家以仁义辅礼制,法家以刑法辅礼制,二家殊途同归,皆不悖“先王”(即儒家推崇的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之道,只是各执一端,并将其发展到极致而已。因此,作为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家代表人物的商鞅所构建的政治统治体系中不可能缺失礼的位置。然而儒家自孔子始,即注重追寻礼的价值本原,纳仁于礼,在重视“齐之以礼”的同时,呼吁“道之以德”(《论语·为政第二》),强调礼与仁的通融,这就为礼注入了强烈的道德意识和伦理精神。但是,仁主要反映的是根源于宗法血源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则主要是规范阶级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等级制度,所以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礼的政治功能,导致“在实际政治上,儒家王道之政,直而不能曲,可以守常,难以应变,儒家为政,未有不失败于现实中者”(91)。因此,与当时儒家仍然固守以仁辅礼、行德治、施仁政的立场不同,亦与早期法家缺乏对礼的动态分析有异,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商鞅清醒地看到了春秋以来因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巨大变革而造成“礼崩乐坏”的现状,极其深刻地认识到,在此现状下如果仍然坚持以仁辅礼,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不合时宜。所以,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即变更周礼中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弱化礼的道德色彩,赋予礼以强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从而使礼顺应时势而行,为其变法的实施开辟道路。 二、 更礼与变性:周延甲“尊君抑臣”礼制文化的形成 西周春秋时期的秦国处于西北边陲,常被视为戎狄,故其礼俗多有异于周礼之处。但秦周关系比较密切,因此,周礼至迟在穆公时期的秦社会生活中,已经深深扎根。秦穆公曾在西戎使者由余面前炫耀其“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史记》卷五《秦本纪》)即是明证。“所以,商鞅变法前的秦国礼制文化建设,基本上是以周礼为楷模的;而秦人对周礼的实际运用,业已达到十分娴熟的程度。”因此,商鞅所要求“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