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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与晚清思想解放 龚自珍（1792-1841）是中国鸦片战争前的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政论家。他也是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他所处的时代,我国封建社会已经逐渐衰败,西方殖民者开始入侵。龚自珍和魏源、黄爵兹、林则徐等人,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改革派和爱国者的代表。他们经常在京聚会,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实行社会改革,抵抗外来侵略,对当时知识界有很大影响。在哲学思想方面,龚自珍继承王充、王安石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针对士大夫中所流行的“天人感应”说,进行了批判。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龚自珍持历史进化的观念,认为“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龚自珍全集·释风》。下引全集,只注篇名)龚自珍的学术思想,突出地反映在政治伦理思想方面,他提出的“人情怀私”说和与之相联系的个性解放思想,表达了时代的心声,富有强烈的启蒙色彩。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清代学术概论》)谭嗣同也赋诗称道:“千年暗室任喧豗,汪魏龚王始是才;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论艺绝句》六篇之二,《谭嗣同全集》)龚自珍等人的启蒙思想和爱国精神,在当时及后世确实具有很大影响,他们不愧为我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先驱。 一、 对错误的人性论 我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一般都以一定的人性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在人性论问题上,龚自珍既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也不赞同荀子的“性恶论”,而明确表示他宗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他说: “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善恶皆后起者。夫无善也,则可以为桀矣;无不善也,则可以为尧矣。知尧之本不异桀,荀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异尧,孟氏之辩兴矣。”(《阐告子》) 在龚自珍看来,人性本来无善与不善之分,“善恶皆后起”。桀之为“恶”与尧之为“善”,都是后天形成的。他认为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是犯了各持一个极端的错误。但龚自珍的主要批评锋芒是对着孟子的“性善论”的,因为“性善论”乃是当时那些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人论证三纲五常之合理性的理论依据。龚自珍的“善恶皆后起”的观点,对于批判先验的“性善论”和封建道德说教的虚伪性,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揭穿了所谓圣人、君子“天生慈善”的神话,从而取消了他们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地位. 不过,在具体论证这种人性无善无不善观点时,龚自珍并未能作出超越前人的理论贡献。他只是引用告子的话,把人性比作杞柳木,把仁义比作杞柳木做成的饮器,认为杞柳这种材料,不管用它做什么器物,对杞柳本身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他由此得出的结论,即人性本身是无所谓善或不善的。 对于“无善无不善”的人性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龚自珍作了这样的解释: “古圣帝明王,立五礼,制五刑,敝敝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响善。攻劘彼为不善者耳,曾不能攻劘性;崇为善者耳,曾不能崇性;治人耳,曾不治人之性;有功于教耳,无功于性。”(《阐告子》) 意思是说,对“无善无不善”的人性本身,是无所谓改造不改造、教育不教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龚自珍与告子的见解有所不同。子强调人性在一定教育环境下的可塑性,而龚自珍则认为教育环境能使人为善或为恶,但它不能改造人性本身。因此说,历代帝王立五礼,制五刑,设礼教等等,仅“有功于教耳,无功于性。”龚自珍的这个见解,同孟子先验的“善端”说划清了界限,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宋明理学关于“天命之 ”的理论。因为如果说,人性本身可以被引导或改造,那就不是彻底的“无善无不善”了。当然,龚自珍所持的还是抽象的人性论;并没有真正说明人性的本质,但他把“善”或“恶”的道德范畴的内容看成是后天形成的见解,无疑具有真理性的成分。 二、 对于人性的再认定 在中国伦理学说史上,“人情”与“人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都认为“情”是“性”的流露和表现,即所谓“性发而为情”龚自珍专作《论私》篇,认定人情皆私。他阐发这种观点,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揭露道学家鼓吹的所谓“大公无私”的正人君子的虚伪性;二是为他的反对贫富悬殊的经济主张提供理论基础。 在龚自珍看来,人情怀私是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他说: “怀私者,古人之情也。”(《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三》) “天有私也;……地有私也,……日月有私也;圣帝哲后,……何以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孙而庇其子孙?且夫忠臣……孝子……贞妇,……乃私自贞私自葆也。”(《论私》) 这就是说,“怀私”、“有私”乃是人情使然、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引用《诗经》上的许多诗句,指出其中有的说到“先私而后公”,有的说到“先公而后私”;有的则说“公私并举”或“公私互举。”(《论私》)总之,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上古不讳私。”(《农宗》)龚自珍的这一思想,显然是师承明代启蒙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