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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田制不立说质疑 作者在《宋史》第二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宋代“非孤立”和“非孤立”的文章。《中国农史》2009年2期刊薛政超《也谈宋代的“田制不立”与“不抑兼并”———与〈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一文商榷》对拙文提出批评。今为此文作为对薛文批评的回应。 一、 关于宋人的身份 治宋代经济史的学者常注引《宋史》卷173《食货志·农田》记乾兴元年(1022)某上书者言,说宋代时人说过宋朝“田制不立”。笔者于《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一文,曾比对《宋史》卷173《食货志·农田》记乾兴元年(1022)某上书者言与《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19~20所记乾兴元年某上封者言,认为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宋会要辑稿》所记详,“上封者”的言论与三司的建议都很具体、完整,应未经大删削。其中并无(我朝)“田制不立”之语。《宋史·食货志》所记略,据此认为,《宋史·食货志》所记某上书者言经过《宋史》作者的编辑加工,其“田制不立”一语乃《宋史》作者所加,并非宋人原话。 薛政超同志坚持认为“说宋代‘田制不立’者就是宋人”,并提出三点新论据: 其一,比对王应麟《玉海》与《宋史·食货志》所记,认为“《玉海》与《宋史》同抄自宋《国史·食货志》,前者为简略,后者要详细,但都有‘田制不立’一句,应是宋《国史·食货志》作者对乾兴元年上封者所言的概括”。薛政超迳称王应麟《玉海》所引是“宋修《国史·食货志》”。 其二,薛政超同志认为,《宋史》卷174《食货志·赋税》亦有“田制不立”语,应是抄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四·历代田赋之制》:“自祖宗承五代之乱,王师所至,首务去民疾苦,无名苛细之敛,划革几尽,尺缣斗粟,无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阁,殆无虚岁。倚阁者后或岁凶,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畎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古为薄。”从“马氏‘自祖宗承五代之乱’一句说明他仍以宋朝为正统,以宋人的身份来反映和总结他所曾在之宋朝的情况”。 其三,吕祖谦、陈亮、董煟等宋人“亦言本朝‘田制不定’、‘民田既已无制’、‘田制坏’等,与‘田制不立’说相近”。 薛政超此三个论据,都是试图从文献学角度论证“说宋代‘田制不立’者就是宋人”。历史学是实证的科学。说“说宋代‘田制不立’者”究竟是宋人,还是元人,这本身更是一个实证的问题。如果薛政超的三个论据有一个可以成立,即可证明“说宋代‘田制不立’者就是宋人”。只可惜,薛政超的三个论据都不能成立。 《宋史》卷203《艺文志》记载,宋人编过以下几部《国史》:王旦:《国史》120卷;吕夷简:《宋三朝国史》155卷;邓洵武:《神宗正史》120卷;王珪:《宋两朝国史》120卷;王孝迪:《哲宗正史》210卷,李焘、洪迈:《宋四朝国史》350卷。 《宋史》卷173《食货志·农田》所记乾兴元年(1022)某上书者言,发生在宋仁宗已即位未改元之时。《神宗正史》、《哲宗正史》显然与宋仁宗无关,可毋论。《宋史》卷8《真宗纪》记:大中祥符九年(1016),“王旦等上两朝国史”。1因知王旦领衔编修的是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宋史》卷九《仁宗纪》:天圣五年(1027)二月癸酉,“命吕夷简、夏竦修先朝国史,王曾提举”因知吕夷简领衔编修的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宋史》卷164《职官·秘书省》记:“淳熙三年(1186),特命李焘以秘书监权同修国史、权实录院同修撰。……十五年(1188),四朝国史成书”。《宋史》卷35《孝宗纪》:“赵雄等上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志。”可知,《四朝国史》修成于南宋孝宗时,其“四朝”可能即为神、哲、徽、钦四朝。以上这几部《国史》都不包括仁宗朝,亦可毋论。剩下的就只有王珪《宋两朝国史》。 《宋史》卷312《王珪传》记:王珪“熙宁三年(1070),拜参知政事。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元丰官制行,由礼部侍郎超授银青光禄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蔡确为右仆射。”《宋史·王珪传》未记王珪领衔编修《两朝国史》事。但王珪于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任宰相,按惯例,在此期间所上的《国史》,王珪可以领衔。又按当朝修先朝(先帝)《国史》的惯例,王珪领衔编修的《两朝国史》正应包含仁宗、英宗两朝。 《玉海》卷180《食货志·钱币》记:“《国史》两朝志: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金产六州冶十一,银产二十三州三军一监冶八十四,铜十一州一军冶四十六,铁二十四州二军冶七十七,铜九州岛一军冶三十,锡七州冶十六,又丹砂二州冶二,水银四州冶五,皆置吏主之。”《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坑冶》亦记此事而较详,且明确指出仁宗、英宗两朝:“仁宗、英宗每降赦书,辄委所在视冶之不发者,或废之,或蠲主者所负岁课,率以为常;而有司有请,亦辄从之,无所吝。故冶之兴废不常,而岁课增损随之。……诸州坑、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