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墓志考述.docxVIP

王安石墓志考述 王安石出生于福建省临安县。这是《宋神宗实录》的补充（现存的《名臣传》）、《东京方言》和《宋史》中王安石传的一致性。 但王安石并不是诞生在临川县,而是诞生在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县)的官舍中的,因为他的父亲王益那时正在临江军做判官(以上皆据《清江县古迹志》,是从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转引的)。记载王安石诞生的年月日时最详确的则是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漫录》卷十《王公进退自安》条谓“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生”。今查辛酉为宋真宗之天禧五年,其年之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元1021年12月18日。到1991年的12月,正是王安石诞辰的九百七十周年。 王安石在少年期内曾随同他的父母寓居于江宁府(今南京市)。从此以后,江宁府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他第二次辞掉宰相职位之后,首先是在江宁府城东门和钟山(亦名蒋山)的正中间,修盖了几间房屋。取名为半山园,全家居住在那里。但到元丰七年(1084年)王安石害过一场重病之后,他觉得半山园和近几年内购置的一些田地,全都是些赘物,便把它们一并捐献于钟山的僧寺,而在江宁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所小独院,移居其中。到宋哲宗元祐元年的四月初六日(1086年5月21日),享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就因病死在这所小院中(《宋史·王安石传》谓卒年六十八,八乃六之误)。 王安石的父母全都是死在江宁、埋葬在江宁的。王安石死后也埋葬在江宁,但并不与他的父母葬在同一茔地。《景定建康志》卷四三,虽仅有“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一句极简单的记载,但我们据此可知,在王安石死后,乃是由他的诸弟在他原所居住的半山园(后改称半山寺)后选取了一块墓地埋葬的。在张舜民的《画墁集》中,有《哀王荆公》七绝两首,其中有句云“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据知王安石的丧葬之事必只是靠他的诸弟办理的。 南宋周煇的《清波杂志》卷十二,有一条记载说: 王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与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绍圣初,复用元丰旧人,起吕吉甫知金陵……当时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曾子开有《上荆公墓》诗,见《曲阜集。 以周烽此说与《景定建康志》所载相较,我认为,《建康志》所载应为可信,周煇可能是将王墓的位置记错了。检曾肇的《上荆公墓》诗(《曲阜集》卷四),其中也有“华屋今非昔,佳城闭不开”两句,佳城者坟墓也,既以华屋与佳城并提,亦可证王安石墓必与其生前曾居住过的半山园相比邻。即使退一步说,承认周煇的记载亦可备一说,而王安石死后之葬于江宁,并非归葬抚州,毕竟还是确定无疑的。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发冢》条载: 冢墓被发,即帝主不免,然必多藏,始为盗朵颐。如王荆公清苦,料无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则薄葬亦受祸矣。 明武宗的正德四年为公元1509年。《野获编》的这条记载(我认为它是可以相信的)等于告诉我们说:直到十六世纪之初,王安石的坟墓仍在江宁原地,未被迁移到其他地方。 写到这里,我很想再插入我自己的一段感慨,是久已积存在我胸怀中的一段感慨。我以为,像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词》中所说,王安石的“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而他任宰相期内的变法改制诸措施,也“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等于说,他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都已具备了不朽的条件。而身任宰相的司马光,虽是王安石长期以来的政敌,当他在病中听到王安石逝世的消息之后,立即写信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要他向太皇太后和皇帝建议,对王安石的身后事应“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于是北宋朝廷果然追赠他为太傅。然而除此之外,由于司马光正在“以母改子”的藉口之下,大力贬斥熙宁元丰期内参与推行新法的各级从政官员,这种严峻局势使得王安石的故旧全都畏罪之不暇,谁敢再出面冒此风险?遂致前来祭吊和赠送祭品赙礼者也绝少,出现了张舜民《哀荆公》诗中所描述的“门前无雀罢张罗,元(玄)酒生刍亦不多”的凄凉场面。不但如此,《景定建康志》所载宋人茔墓,大都在标题之下附有或多或少的文字,说明何人撰墓碑,何人撰墓志,并摘录其中一段关键语句,而独于王安石墓,则仅为“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九字,这反映出,在王安石墓前绝无神道碑这物事,而王安石生前位至宰相,死后追赠太傅,于礼于理,都是应当于墓前建立神道碑的。更为可怪的是,不但在《景定建康志》的“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的九字标题之下不曾道及何人为作墓志铭,不曾摘录墓志铭中的片言只字,在现存的宋人文集、笔记及各种文献当中,竞也找不出有关王安石的行状、墓志铭的任何蛛丝马迹,而从《野获编》中的《发冢》一条,我们才得知埋藏在王安石坟墓中的,只是一块“墓碣”,亦即只载有仅能证明其为王介甫墓的一段简单文字的刻石,这就更令人感到他身后所受礼遇实在过分地凄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