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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国学的图书印刻业 宋代是中国古代出版的繁荣时期。其中，由于其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皇家学院的刻书质量很高，而且非常繁荣。对于宋代国子监刻书,前人多从“监本”的角度予以论述,而鲜及国子监刻书之管理、沿革等内容,故本文拟就有关史料,对此作一考订、论证,以便今人全面了解宋代国子监的刻书出版情况。 一 监本的印文与“史”的关联 国子监本是古代中央教育机构,但在宋代,其同时还是国家主要刻书机构,并兼有管理各地图书刻印的职责。 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年),据《五代会要·经籍》记载,当时朝廷看到民间刻印书籍“绝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有益于文教矣”,因此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校勘儒经,“然后雇见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广颁天下。”历时22年,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完成了儒家《九经》的雕印。 宋太祖建立宋朝后,为防止出现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兵变频繁的混乱局面,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统兵大将的兵权,另一方面又大量任用文臣为地区州县官,以抑制武将,而成为宋朝帝王始终恪守不谕的“祖宗家法”。因此有宋一代甚是重视文教,朝廷收藏、编撰了大量图书,使图书出版有了一个较理想的政治环境。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书籍的需求也大增。又宋代利用科举制度选拔官吏,并“诏自今试举人,非国子监见行经书,毋得出题”,1规定监本儒经注释书籍为士子读经和礼部举行科举的标准文本,此举甚有利于国子监刻书的发展。 宋初,国子监主要利用五代所刻的《九经》等书板印刷,种类不多。宋太宗淳化年间开始刻印《十三经注释》,以满足科举之需。至宋真宗时,因五代雕刻的书板年久“刓损”、“讹缺”,故诏令“《九经》及《(经典)释文》,有讹缺者皆重校刻板”。图书刻印种类、数量都有很大增加,使国子监“国初印板止及四千,今(景德二年,1005年)仅至十万,经史义疏悉备”,而“益书库十步,以广所藏”。2其所刻印的除儒经以外,还有正史、医药、字学、算学等书籍。如为满足治国之需和以史为鉴,自淳化五年(994年)起,国子监开始校刻《史记》、《汉书》和《后汉书》。至宋真宗时命“经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上(宋真宗)曰:‘君臣善恶,足为鉴戒,仲尼《春秋》岂非列国争斗之书乎?’”3又如宋本《外台秘要方》题记云:皇祐三年(1051年)五月,林亿等上言:“臣昨在南方军州,连年疾疫瘴疬,其尤者,一军有死十余万人,此虽天会,亦缘医工谬妄,反增其疾。臣曾细询诸州,皆阙医书,习读除《素问》、《疾源》,余皆传习伪书,故所习浅俚,贻误疾者。”由此国子监特选秘阁所藏医书精校刻印,颁布四方,以满足各地的急需。 北宋监本,相当部分并不在国子监内刻印。如景德四年《大宋重修广韵》5卷、天圣七年《律文音义》1卷、康定元年《群经音辨》7卷,均在“崇文院雕印”;大中祥符四年《文选》60卷“就三馆雕造”。4因为当时刻书技术以杭州为最优,如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所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故北宋时相当数量的监本下杭州雕印,或在杭州刻板后运回汴京印刷。王国维《两浙古本考序》中说“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但现据王国维《两宋国子监本考》所记载者统计,北宋监本有118种、约6800卷,其中下杭州刻印的有23种、1600余卷,约占全部监本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可能当时下杭州刻印的监本之数要大于此,史书失载,但不会超过太多,《两浙古本考序》中所言当有夸大。此外监本还有下成都镂板者,如《王氏经义》即下“杭州、成都府转运司镂板”。监本下杭州雕造,国子监一般还派员监督,如宋本《仪礼疏》题记云“通直郎守太子洗马国子监直讲骑都尉杭州监雕印板臣王焕”。此显是为保证雕印质量而采取的措施。 北宋末年,汴京被金兵攻陷后,金人大搜城中金银宝物图籍,为此开封府派人“押监书及道、释印板并馆阁图籍纳虏营”。5不久金兵匆忙北撤,书籍等“不急之物”“狼藉于泥土中”,并未随之北行,6而宋人因战火之余也无暇收拾,由此北宋一代国子监印板大都散亡。 南宋绍兴中期,因战火稍息,宋廷始留意经籍。宋人李心传云:“监本书籍者,绍兴末年所刊也。国家艰难以来,固未尝及,九年(1139年)九月,张彦实待制为尚书郎,始请下诸道州学取旧监本书籍,镂版颁行,从之。然所取诸书多残缺,故胄监(国子监)刊《六经》无《礼记》,正史无《汉书》。二十一年五月,辅臣复以为言,上谓秦益公曰:‘监中其他缺书,亦令次第镂版,虽重有所费,盖不恤也。’由是经籍复全。”7然而当时国子监在战火之余,实无力刻书。于是国子监一方面委托临安府或江浙州军刻书,如《毛诗正义》题记云:“绍兴九年九月十九日绍兴府雕造”;《玉海》载绍兴十五年闰十一月“博士王之望请群经义疏未有板者,令临安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