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淫而诗不淫郑声淫考论.docxVIP

乐淫而诗不淫郑声淫考论 孔子曾说：“放郑声音，远离叛徒。”。郑声淫，佞人殆。”1语义虽明，但“郑声”之所指却不甚明了，以致在经学界产生了广泛的争议。蜂起的注疏中，真正产生影响的主要有“郑诗说”和“音乐说”两种。“郑诗说”认为，“郑声”即“郑诗”，也就是《诗经》中的《郑风》，“不应又于《郑风》外，别求郑声也”。2许慎、朱熹、王柏、顾炎武等众多名家均持此说。然而，此说与“思无邪”，与《诗》之为经，皆抵牾难合。于是人们或以“刺淫”、“寄托”之说解此矛盾，或如朱熹，在“思无邪”的解释上作文章，认为“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3，即“思无邪”是对读诗人的道德要求。凡此种种，皆因穿凿附会而难以取信于人。 主“音乐”之说者认为，孔子“郑声淫”之论，只是就音乐而言，无涉于诗词。如戴震所言：“凡所谓声，所谓音，非言诗也。郑卫之音非郑卫诗，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诗，其义甚明。”4马瑞辰也说“郑声之淫固在于声而不在诗”。5也就是说，“郑声淫”是对《郑风》的音乐而言的，与诗歌的文字无关，即陈启源所谓“声者，音乐也，非诗词也”6。然而，《郑风》的音乐既“淫”，又怎会有《史记·孔子世家》所说的“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呢芽且《墨子·公孟》亦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一面指责“郑声淫”，主张“放郑声”，一面又“弦歌之”，而且弟子们也效而“弦诗”，孔夫子岂不自相矛盾芽 再者，把诗与乐截然分开，有违“诗乐一致”的原则，诗与乐应相互配合，即文辞与音调一致，古今皆然。《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说的都是“诗乐一致”。 清代杨明时“郑声”即“郑诗”的观点固然有误，但其对诗乐一致的认识却很有道理。他说：“安有诗言正而声律淫者乎芽此全不知声音律吕之理者也。”他又说：“为填词者，用哀调则哀，用乐调则乐，是哀乐系于所用之调也。要之心中有哀而以哀词填入哀调，心中有乐而以乐词填入乐调，是哀乐仍生于心也。决无欲抒写好贤善乐、劝德规过之心，而用庄雅词填入淫靡之调者。”7 今人钱钟书在论“诗乐理宜配合”时说：“夫洋洋雄杰之词不宜‘咏’以靡靡涤滥之音，而度以桑、濮之音者，其诗必情词佚荡，方相得而益彰。不然，合之两伤，如武夫上阵而施粉黛，新妇入厨而披甲胄，物乖攸宜，用违其器。”8 根据“诗乐一致”的理论，其声“淫”者，其辞亦必“淫”。所以孔子之论“郑声淫”，不会是孤立地论其“声乐”，也当是论其诗辞。如此，则“郑声”为“郑乐”的说法照样难解“郑声淫”与“思无邪”、与《诗》之为经的抵牾。 那么，“郑声”到底何所指呢芽《史记·乐书》载： 魏文候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芽新乐之如此，何也芽 在这段文章中，上文说“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下文问“新乐之如此，何也”，“新乐”直接替换了“郑卫之音”，可见二者名异而实同，作为专用名词时可以通用。师延为商纣作靡靡之音的传说，《韩非子·十过》和《史记·乐书》用于释“新声”(即“新乐”)，郑玄在注释《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一句时却用来解“郑卫之音”，亦可佐证“郑卫之音”与“新乐”并无意义上的差别。不仅“新乐”与“郑卫之音”可以互换，在作为专用名词时，“郑声”(或曰“郑音”)与“郑卫之音”亦无意义上的差别。“郑卫之音”单称“郑声”，依朱熹《诗集传》所言，是因为“郑声之淫甚于卫”，“盖举重而言也”。典籍中时有二者通用的现象，如《史记·乐书》说：“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鸣木咆敫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人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郑卫之曲”即“郑卫之音”，与“郑音兴起”一句中的“郑音”没有意义上的差别。又《汉书·成帝记》开头云“是时，郑声尤甚”，下文表示同一意思时却说“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郑声”换成了“郑卫之声”。如此，则“郑声”、“郑卫之音”、“新声”互为别称。 关于这种音乐，《韩非子·十过》有载： 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乃召师涓而告之，曰：“有鼓新声者，使人问左右，尽报弗闻，其状似鬼神，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静坐抚琴而写之。师涓明日报曰：“臣得之矣，而未习也，请复一宿习之。”灵公曰：“诺。”因复留宿，明日，而习之，遂去之晋。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酒酣，灵公起，公曰：“有新声，愿请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师涓，令坐师旷之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芽”师旷曰：“此师延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