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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对义的发展 儒家的特点是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以主张社会伦理道德对人的教化和人加强自身的修养作为政治伦理的基础,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思维,其思想中“仁、义、礼、智”皆然。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基础总绳,是“第一义”。同时,先秦诸子中,儒家又首先提出“义”并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我们今天所谓“义”亦源于此。什么是“义”?《中庸》说:“义者,宜也”。《礼记·表记》说:“义者,天下之制也”。通俗地讲,就是分别事理,各有所宜。即正当、合宜之义。是一种积极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义”(羲)最初为“仪”(儀)的本字。《说文解字》在“我”部中释“义”本义时说:“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甲骨文的“义”字是把羊头放在长柄的三叉武器上表示一种“威仪”。郑玄注:“郑司农云:古者仪但为义,今时所谓义者为谊。”从“己之威仪”即“礼仪”的本义出发,“义”又引申出“仪容”、“仪表”之义。“义”后又解释为“宜”、“适宜”之义。东汉刘熙《释名·释言语》也说:“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淮南子·缪称》云:“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从“宜”、“适宜”又引申出“善”义,便成为道德观念。《诗·大雅·文王》云:“宜昭义问,有虞殷自天。”毛传:“义,善”。又《老子》第十九章云:“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王弼注云:“仁义,人之善也。”《尔雅·释诂》说:“仪、若、禅、淑、鲜……微,善也。”由“善”的道德观念之义出发,“义”又引申为道德的根本、伦理的原则。这便为儒家所持。 就儒家思想中“义”的倾向性而言,它更多倾向于个人的伦理道德要求,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即所谓“处物行事之宜”。但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义”通常并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孤立存在,经常与“道”、“仁”、“礼”等并存或与“利”相对。可以这样认为,儒“义”就是服从于一定“道”的伦理标准和行为指向,它有其鲜明的时代色彩,并在先秦儒家思想不同的发展时期有具体的规定性。但其所指向政治理想的规范,社会伦理道德的标准,完美人格(君子人格)修养的要求这三方面却是儒家之“义”一脉相承的内容。 一 “义”“行”“道” 在孔子那里,“义”作为一种积极的合乎社会伦理的规定性和道德标准,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想和具体的时代内容。孔子所讲的“义”,首先是建立在正当、合宜之上的君子的品德修养和行为规范的标准,是完美人格的重要方面。《论语》中这样的表述很多。《卫灵公》中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将“义”作为君子的本质,辅之以“礼”的实践和谦逊、诚实的态度。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的话说:“义以为质谓操行;孙以出之谓言语”。程树德注:“义者,制事之本,故以为质干,而引之必有节文,出之必以退逊,成之必在诚实,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义以为质,如质干然,礼行此,孙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义为本’”。孔子又在《里仁》中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更将“义”作为君子行事处天下的根本。皇侃《论语义疏》云:“适、莫,犹厚薄也。比,亲也。君子与人无偏颇厚薄,惟仁义是亲也”。是说君子要按“义”行事处物,而又不必拘于人事,无适与莫,只以“义”为归。由此出发,孔子严“义”、“利”之辨,推崇“义”而鄙视私“利”。把“义”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义”就是宜,和“利”相对,君子只问该当不该当,不问有无利,小人反之。故“子罕言利”,“为其伤行也”,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孔子所反对的是只顾个人眼前的局部利益,因为“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宪问》),但他重视公家之利,宣称应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就是对个人之利,他也并非一概否定,他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君子必须“义以为上”(《阳货》),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而且要见义勇为。“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而“勇”也必为“义”来统摄。因而“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阳货》),强调君子人格中“勇”“义”兼行,以“勇”捍“义”的重要性。故《礼记·聘义》将“义、勇、礼”谓为君子之盛德:“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有其行也;所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外无敌,内顺治,比之谓盛德。” 其次,孔子所言“义”,是指君臣之间的伦理规范和通“道”的途径。如他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明确认为“行义”是为了实现儒道。又说:“学而优则仕”,“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在孔子看来,士的任务是“学”和“仕”,学是为了“仕”,“仕”有利于“行义”、“达道”,有利于明“君臣之义”,但仕须合“道”、“义”,不合“义”之仕